弦诵邹鲁：试探“邹鲁”文明形成的文化基因

　　门成邹鲁：历代推崇二千年的文化代名词

　　据说，在国际上，很多人知道曲阜，不一定知道济南、山东。曲阜，是几近与长城一样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地名符号。但，在曲阜及周边区域，有一个在历史上远比曲阜更为有名气的地域名词，在东方文化的皇冠上熠熠生辉，以至海内外相当多的地方，把自己的家乡冠以该地域名词为无上荣耀，这个名词就是——“邹鲁”。

　　曲阜，至今还是一个地名，比如在五代唐晋时改为“龚邱县”，在宋朝，那时的曲阜被朝廷更名为“仙源县”。而邹鲁，早已经不是地名，是一种“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代名词现象了。如今在互联网上搜索“邹鲁”一词，会马上出现联想性搜索词组：邹鲁是什么意思、邹鲁文化、海滨邹鲁、东南邹鲁、小邹鲁、滇南邹鲁、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等。

　　“邹鲁”其实已经在先贤的尊崇、赞颂中成为一种人文环境、文化地理的代名词，一种“文化昌盛、崇文重教”的代称了。

　　自战国庄子在描述该地区的文化现象时，以“邹”“鲁”连称，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邹鲁滨洙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韦贤传》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南朝梁武帝赞叹“邹鲁遗风,英贤不绝”(《南史·羊侃列传》)，邹鲁地区的好学之风、文化昌盛之象就名满当时(先秦至魏晋)的天下了，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得不到邹鲁地区的核心先期封禅峄山，以表明自己对文化高地的占领，并召集本地区儒生七十余人探讨礼仪、文化。自衣冠南渡以降，文化南移，南方许多地方文化兴盛、“户户弦诵自邹鲁”，并有文化大家把许多文化兴盛的地方赞誉为“XX邹鲁”。至清代光绪期间，呼兰被称为“江省邹鲁”，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 “山东邹鲁,孔孟实生”依然邹鲁连称，邹鲁，作为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代名词，被历代推崇了两千余年。

　　邹鲁不绝：四处盛开的“邹鲁”文明之花

　　整个福建省在历史上都被称为“海滨邹鲁”。譬喻此地儒风兴盛、文教发达、人才辈出。八闽自宋代以来文运勃兴，众多名儒扬声海内。以学术文化成就论，福建取代了孔孟邹鲁之乡的地位，因为此时的北方(包括邹鲁原乡)为金兵所占领，迭遭战火蹂躏，已无文化学术可言。而且，就教育成效与科举成就而言，福建在全国已是首屈一指。据统计，在两宋300多年间，全国科举考试中进士者共2.8万余人，闽中人士中进士者竟多达6000余人(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总数为7144人)，占进士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强(《福建何以称“海滨邹鲁”》 卢美松《炎黄纵横》)。朱熹曾亲题“海滨邹鲁”挂于福州城西门(当时的迎仙门)。“海滨邹鲁”还泛指福州潮汕莆田泉州地区。

　　今浙江金华、台州、温州、瑞安、永嘉、温岭、黄岩，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莆田、南平、邵武、武夷山、晋江、长乐、龙海、建阳、建瓯、南安、惠安、福安、福清、仙游、东山、诏安，广东潮州、汕头、潮安、揭阳、潮阳、南澳、惠州、新会、饶平和安徽歙县、黟县、绩溪、旌德、休宁，江西婺源，海南琼山，台湾金门、云南建水、湖南长沙、黑龙江呼兰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社区等分别被誉为“海滨邹鲁”“东南邹鲁”“海外邹鲁”“山中邹鲁”“滇南邹鲁”“荆蛮邹鲁”和“江省邹鲁”。

　　浙南邹鲁”：瑞安素称“浙南邹鲁”。温州古来尚文讲教、贵礼节，史称“浙南邹鲁”。

　　海东邹鲁：位于韩国东海岸庆尚北道的安东郡，号称为韩国的精神文化之都，它之所以能够荣膺这一尊贵的头衔，是因为那里是韩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儒学大师李滉(号退溪)的故乡和讲学地，也是迄今为止韩国境内浸染儒教文化最深厚、保持传统文化最完整、反映民风世情最纯朴的一个地区。今天的世界，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人们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无穷诱惑，为了消减越来越膨胀的物欲、化解内心的骚动、释放生活的压力、回应精神的困惑，也不免频频回转过头去，向传统寻觅自己安顿心灵、寄托情愫的方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小小的安东儒学文化保存得最好，社会和谐，民风淳朴，成了许多韩国人心目中的圣地，被称誉为“海东邹鲁”“邹鲁之乡”。

　　泰西邹鲁：在清代，一个叫做李太郭(G.T.Lay)的英国官员在中国做官、游历，曾经将“雅典与邹鲁”进行了对比：“欧罗巴文士游学者，不于希腊，即于犹太，盖泰西弦诵之区也。”又说：“雅典最讲文学，肄习之精，为泰西之邹鲁”( 海国图志 : 卷二十六)。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其地位恰如孔孟故土“邹鲁”。故自古至今，西方学者，无不游学希腊，未游学于额里士即希腊，“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英官李太郭将“弦诵之区”的雅典，比喻为东方的“邹鲁”。可见，在早期来华的外国人心中，邹鲁，早已是东方文明的起源地了。

　　历代文人志士不仅用“邹鲁”喻称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之地，还把“邹鲁”作为意境、比喻、典故入诗、嵌入著名书院的楹联、刻入“镇纸”，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读者自可以在网上搜索浏览。

　　邹鲁遗风：这里形成的那些文化代名词　　 

　　不仅“邹鲁”成为了文化(文化昌盛崇文重教)代名词，在邹鲁地区还形成了以下多个文化代名词：

　　邹鲁：是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源地。随衣冠南渡而在南方各地文化扩散、开花散叶，成为“文化昌盛崇文重教”各地引以为荣的代名词，并成为没有文化兴盛到一定阶段轻易不敢自喻的高端文化代名词。

　　弦诵：《汉书韦贤传》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自此，“弦诵”便成为邹鲁地区文化兴盛盛况的形象描述，郑玄云：“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疏：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后亦指学校教学。宋苏轼《潘推官母李氏挽词》：“杯盘惯作陶家客，弦诵常叨孟母邻。”

　　春秋：自孔子删改《春秋》以来，春秋已经成为史书的统称，那个时候的人学习史书，也叫学习“春秋”，后人还以“春秋笔法”代指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

　　洙泗：孔子讲学，在洙、泗二水之间。世因以洙泗为孔子教泽之代称。后来也有以“洙泗”代指孔孟之乡的。

　　孤桐：曾经生长在现邹城市境内峄山之阳的“峄阳孤桐”，从《禹贡》中就被载为贡品，峄山南坡所生的特异梧桐，古代早在春秋以前就是制琴的上好材料。峄阳孤桐是以制作琴瑟而闻名，曾经作为贡品进贡大禹。峄阳孤桐是邹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历代文人在古琴高雅的弹奏中，逐步领悟出了孤桐精神的高贵、高风亮节。峄阳孤桐自此成了乐坛的"千古绝唱"。从王安石赞“孤桐”并自喻后，就成为文人雅客的精神追求，成为一个中华文化及文人曲高和寡、高风亮节的高端文化名词了。

　　凫绎：邹鲁地区两座文化名山的连称。自《禹贡》中“保有凫绎”开始，凫山曾经有全国最辉煌的伏羲女娲庙，这里曾经是山阳高平故地;峄山系古代邾国邾文公“卜迁于绎”典故所在地，是君王“有利于民、不利于君”、“夷俗仁”典故源出地。后来很多文人便以“凫绎”为自身名或号，来表明志趣的代名词。

　　杏坛：“杏坛”是传说中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后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今天往往以杏坛代指教育场所。

　　经学：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齐鲁多辩知”，说明经学的出现，首先是在邹鲁这个地方。后来，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

　　泮宫：春秋时前期，鲁僖公为了兴学养士，在鲁国都城泮水岸边，筑起了规模宏大的泮宫。这是周代诸侯国中最早的学宫，相传孔子常带弟子游泮。以后泮宫就成为高等学习场所的代称。

　　诸如此类的文化代名词还有很多，更多的在四书中存在，而《四书》原产地均是邹鲁核心地区：《论语》产于曲阜、《孟子》产于邹城、子思子作《中庸》在邹城、《大学》相传是孔子弟子曾子著述。

     邹鲁探源：为什么这里产生了辉煌的主流文明　　 

    据学者考据，邹鲁地域大致范围：今天以邹城市为中心(有邹城野店遗址)，东至荀子出生地兰陵(原苍山县)、西含汉魏时期凫山周边山阳高平(现属邹城)、南括滕州(有北辛遗址)(至战国时滕州大部分疆域还属于邾国，可参见王献唐《邾分三国疆域考》)、北囊曲阜(有西夏侯遗址)及周边的一些区域，形成了早期的邹鲁文化圈。

　　李学勤先生曾经(《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日)著文说：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史记》已经注意到了该区域在文化上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邹鲁文化的区域研究却很少作为一项专题来开展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一贯把这个区域的文化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

　　邹鲁位于“大东”的中心区域。“大东”地区的统治者是西来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则是殷人和东夷人。《诗·小雅·大东》篇描述这一带“西人”和“东人”的差别及其对立的情景云：“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尽管殷人和东夷人受周人管治，但仍然保留住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并对后来孔子创立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国自始即有“商奄之民”和“殷民六族”，他们的社祭之所称作“亳社”。而鲁国的统治者是周人，其社祭之所称作“周社”。 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讲究礼让，崇尚仁德。为后来儒学的“仁”奠定了文化基础。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9页。

　　故而邹鲁繁衍出的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是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后来居上。到春秋时期，鲁国及其周边的邹鲁区域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进入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在东迁之前曾遭到戎人的烧杀抢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毁;东迁之后则日益衰微，王官失守，学在四夷，则鲁国进一步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文化中心。春秋时人对鲁国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晋国韩起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慨然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吴国季札遍游鲁、齐、郑、卫、晋数国，独在鲁国看到了当时唯一保存比较完备的周乐，当他依次观看了十几种乐、舞后，更是一步三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保存最丰富的文物典籍，是鲁国成为当时礼乐文化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春秋时期，各国贵族纷纷前来鲁国问礼访乐，就是因为鲁国有着最丰富的记载礼乐的文物典籍。鲁国人对这些文物典籍格外珍惜，备加爱护。公元前492年，鲁国公宫发生火灾。南宫敬叔赶到，首先下令抢出“御书”;子服景伯赶到，立即下令抢出“礼书”;季桓子随后赶到，马上下令藏好“象魏”，并强调“旧章不可亡也。”(《左传•哀公三年》)可见典籍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