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回族与运河文化

　　大运河款款走来，宛如一天玉带蜿蜒于华夏大地。她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元代开挖济宁段运河，将原来的北魏旧城和金代新城融为一体。漕运的发展，使济宁在明代永乐年间成为“运河之都”，而回族先民自元代融入济宁多民族地区大家庭后，伴随着济宁运河文化的脚步，肩负着济宁地区繁荣昌盛的历史使命，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走到今天。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了济宁回族极大的关怀和爱护，使得济宁回族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在700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奉行伊斯兰教和平、仁爱的基本宗旨，与孔孟之乡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在运河文化中汲取营养;在繁荣济宁经济的同时，又极大限度地丰富扩展了济宁运河文化，他们与济宁各民族兄弟水乳交融，他们与运河文化相始终，济宁回族是运河文化须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业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典型范例。

　　运河文化的形成

　　济宁城区古运河旧称运粮河，西起京杭大运河迤逦南流，经顺河门入南四湖，流经济宁市430华里，市区13华里。运粮河地处运河中游，为南北枢纽，昔日“船舶往来，商旅辐辏”，“日中贸市群物薄，红毡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漕运的发展，使济宁在明代永乐年间成为“运河之都”。流经圣人故里济宁，大运河将儒家文化向南北传播，也让礼仪之邦敞开了胸襟。济宁任城区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属"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因此济宁中区备受历代王朝的关注，元、明、清三代都把治运的最高机构设在这里。在重点整治济宁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济宁故有"七十二衙门"之说，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在济宁市博物馆，现今仍保存着的十余门清代的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今天，济宁某些街道、地名与运河也反映了一个地区在一定社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反映。林林总总的济宁地名很大部分是大运河繁荣一时的写照，不难看出大运河流淌过的痕迹。

　　老运河在元代京杭运河正式贯通前分南北两段。济宁以北是济州河，1283年(至元二十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建成，济宁以南是古泗水故道。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济州河北面的会通河建成，至此元代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贯通。

　　历史上记载，自元朝大运河纵贯济宁南北以来，独特的自然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散中心，曾是江北最大码头之一。北上南下的土特产贸易和买卖，坐进了济宁商业、服务业的一度兴旺，尤其是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南船北车，交易频繁，十分繁华，有“江南小苏州”之美誉。而济宁老城是由西汉的任城国城和南部附郭的樊县城发展而来。518年(北魏神龟元年)修建的任城县城利用了原来的樊县城，又向南延伸了一部分。后来的济宁小南门就是北魏任城县城的南门。

　　北魏任城县城经历了隋、唐、宋、金几朝，直到元代修建了济州城。元代的济州城将原有的任城县城向北延伸了一大部分，四周围筑夯土城墙与护城河，济宁老城从此定型。

　　济宁有新老两条运河。老运河又叫南运河、漕河和运粮河，前身是古济州河和会通河，她穿城而过。新运河又叫梁济运河或大运河，是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前提下，50年代末为了泄洪在北五湖湿地上开挖的新运河航道。

　　济宁回族基本起源

　　山东省济宁市是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市,有回族、藏族、布依族、满族、俄罗斯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高山族等30多个民族。汉族居多, 回族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全市共约有6万多人。他们虽长期与当地其他民族杂居, 但仍保持着本民族的特征, 回族同胞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开创了一方文化。

　　伊斯兰教传人济宁，按记载和推论考证，开始于元。“元时回回遍天下”，济宁所在的山东元时又系 “天下腹心”，元时济宁有伊斯兰教传入，当合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总体情势。

　　元时，济州河(山东运河)、会通河(闸河北段)、 通惠河(通州、大都间运渠)相继开凿，不仅京杭大运河得以南北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得以联网，而且山东境内的泗水、洙水、济水也得以沟通，这样济州任城(即今济宁城区)就成为北连东平、东昌，南接沛县、徐州，东通曲阜、泗水， 西达巨野(济宁路)、曹州(今菏泽)的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据传在元代，济宁已有老东寺与老西寺，旧址在今济安桥、中新闸一带，正是济州河的开凿发展起来的地带，现有碑文和家谱记载。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云：据同治六年东大寺碑记，在明天顺年间即有一古寺，在济宁台东棉花市街，后来在明成化年间马化龙父子出资将寺迁至今地。今东大寺存有明天顺三年(1459年)阿文碑记及题名碑记，证实最迟明天顺三年济宁已有清真寺，伊斯兰教得以传播。 济宁《唐氏家谱》称，其先人系明洪武十一年 (1378年)由南京迁来。另朱姓、文姓家谱也都称始祖明时迁居济宁。经上述，伊斯兰教在济宁始于元而盛于明。

　　元代大运河贯通后，徐州到临清段经常受到黄河决堤的冲淤，且徐州一段又以黄河为运道，漕运经常受到水患干扰。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再次决堤，明朝决定在元代河道的东部高地新开挖南阳新河，于1567年(隆庆元年)功成。

　　1292年(至元廿九年)元代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元朝向济宁段运河沿线派遣了一万两千人的辅漕军镇戍、屯垦，对运河管理和维护。其中至少有近三千人是穆斯林回族官兵。这些回族官兵携带家眷定居下来，当时在济宁城内西部城区就有老东寺和老西寺两座清真寺，这是济宁穆斯林的开端。

　　1368年元朝灭亡，济宁的辅漕官兵集体向徐达、常遇春投降，他们绝大多数被就地安置，其中一些回回官兵开始聚居在济宁城南越河两岸周边。

　　经过元明战争，山东段运河被荒废淤积不能行船，直到1411年(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后，济宁城运河河岸整齐，商业区开始逐渐繁荣，聚居在济宁南关的回民修建了新的东大寺，就是现在的顺河东大寺。

　　1622年(天启二年)，济宁老城的南部又修建了外城，叫作“环城外廊”或“圈子圩坪”，俗称“圩子墙”。回族聚居的大、小闸口，柳行，中新闸和越河南北涯地区都在外城附近，旧城改造前的回民53条街巷就此形成。在53条街中，以外城小南门外柳行的回民最为集中。

　　清代济宁任城回族何姓先人由苏州迁徙济宁任城，任管河主簿正九品官，家有圣旨、朝服、皇上御赐中堂一轴，济宁直隶州正堂赏赐《里颂乡绅》匾额一块，毁于文革初期。中国武术界任城李氏查拳的杰出代表李龙彪几辈先人担任济宁卫所河标营属官。

　　管河主簿、河标营是清代河政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以行政与军事力量的身份参与河防,是河防的具体实施者。清代河标营的建置沿革与清代河政的兴起、发展、鼎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运河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管河、河标营的职能集中体现巡察维护、积土种植办料、修防堵决、治运助漕、维护治安等几个方面，是济宁运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辅漕军最早主要驻扎城区西北部水草丰富的马场湖边缘，便于饲养军马。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官兵及其家眷需要礼拜，因陋就简起造几处“稍麻”型的小礼拜寺，所以早期起建的回族礼拜寺基本都在济宁老城区的西部，其中回族汛防官兵沿运河延伸到马场湖西北部的安居镇、乃至汶上县毗邻运河的唐阳村，南至石佛、微山湖中的南阳镇，绵延200华里，至今仍是回族穆斯林集居地。济宁的柳行街便是回族先民在城西南部因插柳成行形成集居地，因此回族穆斯林在埋葬亡人时为了便于游坟选择就近掩埋，柳行街南部区域逐渐形成回族墓地，史称西大林。

　　济宁伊斯兰教的文化地位

　　作为齐鲁文化、运河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三种文化的重要交汇地。齐鲁文化，乃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在齐鲁形成的 一种地域文化，与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 化、吴越文化等一起构成当时中华大地上的主要地 域文化群。齐鲁文化最直接的史前载体，据现在的 考古研究，则是中国人的三大远祖集团之一的东方 “东夷集团”;而最直接的原始文化源头，则是距今 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春秋时，王室衰微，华夏文化的中心东移至齐鲁，齐鲁文化遂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强势文化。自汉董仲舒起，齐鲁文化则被改造为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的主流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然在今山东地区，齐鲁文化在其后的岁月里仍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华夏地域文化存在着、发展着，并在汉、唐、明、清形成新的发展高潮。齐鲁文化的核心是孔孟所提倡的儒家文化，但也是兼容了墨、阴阳、兵家等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成分。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华夏地域文化，则以率直、讲礼仪、能兼容著称。今济宁地区，作为孔子故乡曲阜与孟子故乡郯城的所在地;作为“天下汉碑半济宁”的赞誉之地;作为大诗人李白的第二故乡;则是齐鲁文化泽被的一个重要地区。

　　运河文化，是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淮河流域文化、珠江流域文化一起，构成为中国境内五种主要江河流域文化。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河流。而且是中国境内目前唯一的一条贯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南北走向大动脉。故以其命名的文化则以渐进、交流、贯通而著称。运河文化按运河开通的历史，实际上要分隋之前的局部运河，隋之后的南北交叉运河，元之后去弯取直、南北贯通运河即京杭大运河三个时期。而济宁在元以后的第三时期中，则是运河南北货物的中转之地，在河运的优势未被海运的优势替代之前，则是一个运河流域的枢纽关键之地。故俗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故址在今山东聊城)”之谚及“江北小苏州”之美称。今大运河，也只是可以从江南经扬州、菱塘通至济宁。沿运随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开工和运河主要成为生态运河、文化运河，济宁当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伊斯兰文化，是随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而兴起的一种世界性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罗马开始的西欧文化一起，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且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四种文化。其特质就是宗教气息与生活气息都较浓厚。

　　济宁是齐鲁文化、运河文化、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的重要交汇地，据中国社科院李兴华教授实地考察，当为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四地。但在这四地中，济宁的综合文化含量当属第一。

　　三种文化的交汇，不仅使伊斯兰文化大大细化、深化，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齐鲁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内容。 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京杭运河南北断流，老运河开始衰落。最终在1901年(光绪廿七年)，漕粮折银，漕运完全废止，老运河由官方的漕运改为民间运输。

　　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济宁运河文化发展到今天，济宁伊斯兰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延伸了济宁运河文化，它突出表现在济宁政治军事、漕运建设维护、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清真寺文化、商贸文化、民风民俗、社会繁荣、饮食文化等等涵盖济宁运河文化的各个方面，而这诸个方面都与运河文化有着须臾不可分割关系，因此可以肯定济宁伊斯兰教文化在运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耸立于运河、越河岸边的济宁清真寺

　　清真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礼拜的场所，历史上济宁有许多坊清真寺院。新中国成立初期，济宁城区共有清真男寺7座， 清真女寺2座，先后建有9 座清真寺, 柳行西寺、柳行东寺、越河南寺、越河北寺、杨家园寺、越河南女寺、越河北女寺、三筒碑西大寺、顺河东大寺。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是清真东大寺和清真西大寺两座。东西两座，名闻全国。那么闻名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起来就是：运河、经济、城市、文化四者同步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清真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回族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辗转奔波，征战、屯田、经商，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迁徙到那里，清真寺就出现在那里。京杭大运河穿济宁城而过，济宁顺河东大寺门口是老运河河道。

　　济宁顺河清真古寺坐落在京杭大运河之畔，坐落在山东省济宁市小闸口上河西街，依河而建，故俗称“顺河东大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寺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明成化年间初具规模，清朝康熙、乾隆皇帝敕赐扩建，始具今日之规模。据寺内清同治六年(1867)碑记载，在明天顺时即有一古寺，在济宁台东棉花街。后在明成化时由当地穆斯林社首马化龙父子出资将寺迁至今地。它与济宁西大寺、南京净觉寺、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街大寺并称全国五大古建筑清真寺之首，飞梁画栋，起凤翔龙;皇家气派，蔚为壮观。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大寺为标准的龙首式样的中国宫殿式伊斯兰教建筑群，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有大门、邦克亭、大殿、望月楼等四部分组成。

　　济宁东大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三A”级景区，古运河申遗的重点景区，鲁西南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也是伊斯兰、运河、儒家三种文化的交汇地，综合文化含量十分丰富。

　　对外开放以来，先后有来自伊朗、黎巴嫩、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的国际友人，港澳同胞及中央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有关领导等国内外贵宾多次来寺交流参观。现已接待国内外游客100万多人次。

　　据建筑学家考证，该寺大门为明代遗构，其他建筑造型为清康乾时期所建。该寺全部建筑高大巍峨，布局严密，结构合理，工艺精湛，系世界各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形制中的中国皇家建筑范式。

　　清真寺不但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往往也是穆斯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平时，穆斯林到清真寺沐浴、礼拜、举行宗教仪式。同时清真寺担负着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常识和学问的使命。每逢主麻日、会礼日，清真寺就成了伊麻目讲经宣教的讲坛。清真寺既是“聚众礼拜”的地方，又是对穆斯林进行以儒诠经的场所。

　　济宁西大寺曾有明清时国内最大的起脊式宗教大殿建筑，而东大寺民国时被誉为“洵属南北回教寺院之冠”。

　　这就是说，济宁有两座清真寺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国古典建筑史必须要涉及的。如刘致平 《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及文阳《济宁伊斯兰教发 展史略》一文即云：西大寺“大门气魄甚大，共面阔十三间，甚为突出，为国内其他建筑所无”;其大殿号 称“九九八十一间”，“大殿之大不但在国内起脊式 的大殿中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在佛、道、宫殿等古建筑大殿中，也是最大建筑之一，它的大小可以说是仅次于清宫太和殿一级的建筑”;其南北讲堂对峙，“听经者多达三五千众”。该寺在1968年12月被破坏，实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柳行东寺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寺占地面积6.2亩，正门为敬山造，上悬“开天古教”金字匾，两旁八字门墙，各有1角门，门对面有1高大影壁。该寺初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年)，初规模较小，结构简陋。后随漕运发达，回民人口增加，经济富裕，在全明一(俗传为明崇祯皇帝太子)阿訇带领下募集资金，于康熙年间按西大寺式样扩建。寺分两院，前后院南北对列讲堂各3间，前院另有南屋4间。二门为月宫圆门，左右有两角门。主体建筑礼拜大殿前有石雕班克亭，一米高月台，三面石雕花墙为栏，两旁立建寺石碑三通。大殿由卷棚、前殿、后殿三部分勾连而成，共五十间，建筑面积八百八十平方米，各殿层层升高，房脊和山墙均饰有青色雕刻花砖。门眉高悬“认主归一”，金字匾，抱柱楹联为乌峰先生题写的一副长联：古兰素洁顺水漫开清能激浊恩波远，圣教馨香自西传入真可驱邪沧海平。大殿抱厦顶梁间挂满了匾额，殿内有中、阿文匾10余方。大殿东南有沐浴室4大间。

　　常志美开创经堂教育山东学派

　　常志美(1610——1670)中国明清之际伊斯兰教著名讲师、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创始人。字蕴华，亦作永华，被尊称为“常仙学”、“常筛海”、“常巴巴”。中亚撒马尔罕人，他自幼聪慧过人，幼入儒学，学习经书过目不忘，学贯中西。早年在陕西投师于胡登洲数传弟子马真吾及著名经师张少山门下学习经学。学成后回山东济宁，先后在东大寺及西大寺设帐讲学，培养经师。

　　济宁东大寺是经堂教育山东学派的发祥地。经堂教育自胡登洲倡兴后，很快就普及到了我国大部分穆斯林所在地区，并从明清之际起陆续在 陕西、金陵、山东、云南、河州等地形成有明显地方特点的中心，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经堂教育五大学派。山东学派，则是由常志美或常志美、李永寿二人倡导，舍蕴善、常杰等发扬光大起来的一个经堂教育学派。济宁就是常、李二人的故乡，常、李二人设帐的主要经堂。

　　山东学派的特点，按杨湛提交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伊斯兰教在山东的传播》 中的概括就是：“博而熟，重兼授，讲理法(设雷尔)， 顺序进，表(凯拉姆)、里(台苏卧夫)哲学同时讲 授。”细化一些或通俗一些说就是：重必读经典的贯通，重经文汉文的兼授，重教义教法的兼顾，重波斯语文法在读经释经中的运用，重伊斯兰经院哲学与苏非主义哲学的结合。

　　山东学派学术的基本精神就是“贯通”二字。常志美编著波斯文法《海瓦依.米诺哈吉》，使讲授的波斯文经典得以贯通;常杰抄录三大册《波阿字典》，使讲授的波斯文经典和阿拉伯文经典得以贯通;山东学派使山东本地的经学传统与陕西、金陵等 地的经学传统得以贯通。常志美博得当时阿訇们的赞许，从而获得“常仙学”的美誉，在于此。常志美与常杰被并列为“二常”也在于此。而这正是运河文化的精髓所在。

　　常志美倡导革俗除弊，立碑永禁三掌教世袭制度。立碑永禁三掌教世袭的最早之地在中国，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教职人员， 特别是伊玛目，掌握清真寺教权，成为穆斯林教坊的宗教首领，并且形成世袭，大致始于明初，到明中叶似已成为一种普遍实行的掌教制度。这显然与中国封建政权实行“官寺”制度、中国宗法制度提供“世袭”环境有关，但与伊斯兰教在中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父传子受”这种方式来进行教义教理的传袭也有很大的关系。故三道掌教世袭罔替，形成定制，就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传统。真正动摇这种传统基础的，当然是由胡登洲在全国倡兴起来的经堂教育运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经学，培养起来的大批新型宗教人才。但公开立碑宣布永远禁止三掌教世袭，却是首先开始于济宁。 济宁西大寺有清康熙九年(1670年)基于常志美先师的思想，立《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碑。碑及寺今均不存在。此碑记，山东聊城清真西寺和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院有翻刻，北京常营清真寺亦有部分文字翻刻。

　　常志美先师再传弟子常杰，史称‘二常’。常杰的最大功绩在于他对山东学派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和他的弟子们发扬光大了这一学派，并使其成为真正的山东学派。山东学派经过常志美、舍蕴善、常杰几代的努力成为了遍布京、津、河北、山东、东北、河南一部分的经学学派。 毋庸否认，在山东学派中存在着常氏经学与舍氏经学的区别。但这只是经学倾向与经学风格方面的差异。在不牵涉到具体利益时，它则仅仅是学术思想多样化与细化的一种表现，是经堂教育与经学发展中正常的现象。而没有学派，没有地方特点，学派也没形成分支。譬如他的弟子于勉斋、王长庚都曾在济南清真寺中担任过开学阿訇，于少斋、王静斋、沙凤阁都与济南教门有关，米长茂阿訇是济南本地著名阿訇，南北两大寺的教长。杨宝泉是济南北大寺原教长，另外如蔡永清、何其宽、李志诚等都是我辈知名的山东各地的著名阿訇。这些老阿林把山东学派发扬光大，且普及到全山东甚至华北各地。

　　现只发现《冈志》有一段八个字记载。记述常志美归真出殡盛况，送葬人民，弟子身着重孝衣，“弟子千人，白雪一片”。《冈志》载弟子千人是40余年培养约数，《经学系传谱》载52名是较为优秀者，估计每年在学最多也就是在200学生，起码100人以上，52人中有伍尊契、马伯良等多人有学术专著。据《经学系传谱》《记事》文中载，常志美先师被运河总督杨兴文称之为“布衣宰相”。

　　与运河文化并行的济宁回族商贸文化

　　济宁由不及千数居户的小城发展成为一座繁荣韵商业城市。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擅水陆利”，多“富商大贾”的回族穆斯林，极大地发挥了回族群众的聪明才智，随着运河口岸城市的经济繁荣，大力兴办民族工业、手工业，而皮毛行业的加工与销售磅礴兴起。济宁皮毛业始于元，盛于明、清。“回回人善于经商，故而在元代，有许多回回商人充当蒙古贵族的‘斡脱’，蒙族贵族将银两交给他们做本钱经商，收取利息。”“可见回回人在运河区域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运河文化史》中册1000页)，济宁回族绝大多数从事皮毛业。在明末清初，济宁就是全国著名的大皮毛市场之一。它既是回族的专营行业，又是回族所从事的各个行业中的骨干行业。济宁皮毛业自成一体，收购、制作、销售、运输全方位一条龙，交易量之大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济宁回族的裘皮鞣制技术精湛，被欧亚称之为——“济宁路青猾皮”，享誉世界。

　　济宁回族皮毛行业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直是济宁的“课税大户”，皮张吞吐量最高年份可达数百万张，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28年常驻济宁的外地客商约2000人。在济宁常驻的各国洋行大多是隶属于天津、上海等地的分行。1921——1928年有英、法、美、德、日等洋行共17家之多。美商兴盛洋行、北茂洋行，德商茂吉洋行最负盛名。清朝末期，仅回族的皮货业行栈就有一百七十余家，大小贸易额日进几万、几十万白银，真是撑起了济宁商业贸易的半壁江山。

　　历史上的运河为济宁的开放提供了条件，催生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萌芽，促进了国内各区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同时又丰富了运河文化内容。

　　米协麟，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会试中贡士第二名、殿试三甲二十二名进士，是清末“山东近代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中兴矿局创始人之一”而载入国内25种以上史志、文献、初中历史课本之中。光绪四年(1878年)冬，时任直肃大名府东明县知县的米协麟，深受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器重，按照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方略，秉承李鸿章的意愿，积极投入洋务运动。从此开始于峄县“八大家”中回族士绅金铭、李朝阳、戴华藻召集股资筹建“中兴矿局”，名义上是“官督商办”,实则纯系私营股份制企业。由周武壮等集股金三万余金，米协麟集金两千金，金铭与李辅廷集金一千金。

　　当时米协麟已从东明县知县卸任，他承头筹建，但主要筹资经营靠金铭、李朝阳、戴氏昆仲等人，米协麟之子米汝厚(字献臣)也参与筹建及经营，光绪六年(1880)煤矿即投产开采。光绪八年(1882)米协麟调任甘肃省文县、静宁州任知县、知州，离开中兴矿局。米协麟继续参与经营管理。这一时期，又王筱云(道员)、黄佩兰(道台)、朱采(知府)以及体面绅耆李伟、王曰智等数十人参与筹划开办。光绪二十一年冬，山东沿海矿业与中兴矿局被朝廷全部封禁。

　　中兴矿局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底(1896年1月)倒闭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间，米汝厚租用矿局机械在枣庄附近开挖民窑，光绪二十三年因矿局南股、北股争端激化，将机器撤走，并运往济南，米汝厚被迫停产。

　　米汝厚在峄县枣庄经营中兴矿局及民窑停产以后，辗转来山东省宁阳县继续采挖民窑，光绪三十四年米汝厚呈领矿区，并约合李恩瑕、榷景泉集资三万元，创办“华丰煤矿公司”股东推举米汝厚为经理，制定招股章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购置锅炉、汽水泵等机械设备，建起机修厂，构成当时最先进煤矿工业雏形，进行大规模开采。

　　历史依然像流水一样匆匆流去，作为典型，米协麟、米汝厚父子创办中华民族资本工业却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与运河文化同步的济宁回族餐饮文化

　　济宁回族向来以餐饮文化著称于世，济宁的城镇居民几百年来一直品味着回族的饮食味道，这是回族人的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术化，而又将艺术生活化的真实写照。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战略》一书中曾经说过：“我国现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为各国所不及。”中国是一个注重吃的国度，济宁也不列外，回族先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很快有机地融入了餐饮行业，并为济宁餐饮行业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为济宁运河文化增添了璀璨的一页。

　　回族的饮食是最为世人所称道的，回族人在外谋生，经营最为普遍的就是餐饮业，回族餐馆遍布济宁，所向披靡，时至今日，济宁的角角落落无不有悬挂清真教门牌的“小南门快炒”。

　　温泰和饭庄，初创于清嘉庆中期，(1810年)，借用南门口南岸一家抱厦故名温家厦。温泰和擅长制作烤鸭、筒子鸡。顾客主要是船民，船民购买玉堂酱菜及温家烤鸭供途中食用。冬季封河期间，温家厦生意锐减，甚至季节性歇业。清末民初，温家厦改称温泰和，规模扩大为临河的两层楼，楼上楼下均设客座房间。著名菜品有干贝溜黄菜、炸鸡酥、糖炒鱼片等，南炒核桃鸡。三十年代皮业兴旺时期，温泰和门前车水马龙，食客接踵而至。日伪后期歇业，1950年恢复经营。“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来，百年老店又焕发了生机。

　　百年老店马聚兴，位于小闸口河西，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马聚仁之父创业经营。是以鸡鸭菜品著称，品牌菜式多样，为回族翘楚，深受回汉两教欢迎，百年不衰。马聚仁之父亲自下厨操作、烤制。马家馆的经营方式灵活，红白事酒席上门服务，现场盘灶出菜。兼应外出送菜，热心为广大回族同胞服务，因此受到城区回族同胞称赞。

　　隆盛鸡鸭老店：开设在南门大街路东铁塔寺街口以南。沙成启的祖父创业于清光绪年间。临街门面三间为灶房，店堂后有东屋两间连同后院北屋三间均设客座。地方虽较窄狭，但布置雅洁。傅长友等五名厨师，每天精心选取各种海味、鸡鸭、鱼虾等为主料，创制出与众不同的清真菜品。如：闷炉烤鸭大有北京便宜坊的肥酥口味;吊罐筒子鸡以肥嫩香脆著称。其他如干崩虾仁、鸡落、糖醋鱖鱼片等各有独到的风味。特别是首创的炒鱼面(即用鱼肉晒干成粉，掺面粉做成面条，过油配料炒出)尤为别具一格的独特食品。隆盛饭庄于日本投降后歇业。

　　改革开放后，济宁回族餐饮业以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百花齐放，为新时期的济宁经济繁荣昌盛、丰富运河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孝全清真烧鸡店，济宁特色名吃，孝全清真烧鸡、筒子鸡，是按照伊斯兰教教规(阿訇主刀)，筛选优良品种精心制作而成;具有肉质鲜嫩，入口清香，耐嚼不腻，香味纯正等特点;无论热食还是冷拼，都堪称美味佳肴;多年以来一直深受各界消费者的喜爱，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实为酒宴、旅游、馈赠亲友之上品。孝全烧鸡店自经营以来，多次被省、市及地方政府评为“光彩之星”,被济宁市市中区消费者协会授予诚信、健康、维权、消费信得过单位。

　　文家水饺店，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代表性的回族餐饮名店，经营管理模式超前，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现引领回族餐饮业龙头;既有传统菜式，又兼具新式流派。以回族特色水饺为基本面食，其它菜系系列成章;店面整洁，装饰典雅，雅俗单间兼顾。在小南门回族集聚区最为风火，整日顾客盈门，应接不暇。单间雅座，需提前预定方可。

　　其它有文盛兴筒子鸡烧鸡店、聚仙岛饭店、和顺源饭店、年年红饭店、柳行清真园、杨家水饺、回回羊火锅店、清雅斋、三和饭庄、福来饭店、陈记饭庄、回味斋饭店;杨兴海糁汤、杨家杂骼汤、金五羊汤、米家饭店、叶记羊汤、杨家羊汤、马五煎包等等上百家小吃、汤锅星罗棋布，散聚在城区四面八方，呈现一派经济繁荣景象。

　　璀璨夺目的任城查拳

　　“北京到南京，查拳出在教门中”，济宁回族的查拳是中华武术的优秀拳种之一，是纯粹的回族拳种。山东的济宁和聊城的冠县是查拳的三大流派的主要发源地，济宁的李氏查拳是最早形成的一支流派，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在明末清初的济宁，李氏家族已经授徒。据《李氏族谱》记载，在唐朝安史之乱时，大食国曾经派三千回纥兵助唐平乱。李氏先人领兵参战，平乱后在长安居住。李氏先人等一些穆斯林民众由明洪武二十七年(1395年)从长安迁居山东，后定居任城。李氏家族世代习武，是任城最早传授拳术的，人称“阿里”拳，又称“叉拳”、“插拳”，即如今的“查拳”，故“任城李式查拳”因而得名，并载誉海内外，距今已有六百多年。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查拳形成了内容丰富，功法全面，融查、滑、炮、洪、腿、拳于一体的完整体系。查拳舒展而紧凑，一动无不动，一静无不静，动静相宜，虽静欲动，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因此，民间谚语云“学会十路查，打遍天下都不怕”。近百年来，济宁查拳、滑拳涌现大批济宁籍英物如李恩聚、李龙彪、蔡桂琴、蔡龙云、米传德、李瑞彪、秦浩德、马永昌、王峻法、马兆吉、李景春等等。真可谓：人才济济，星光灿烂。

　　查拳是一种传统的武术套路，历经数百年的沧桑，经得起考验，它的技击特点突出，以抓、拿、摔、跑、走、飞、打等动作为要点，其技击特点是其它拳种不可比拟的，查拳共有十套拳谱，由于历来都是师传口授，因此完全掌握的人不多，以致流传下来的套路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以来，在市民宗局统一部署下，兴办回族的《民族武术学校》。武术名家孙月民任校长，为国家各大体育院校输送大批优秀人才。《济宁查拳研究会》由老一辈著名武术教师聂玉胜之子武术名家聂继祥担纲，传授查拳。再传弟子数千人，参加国际、国家级各类大型武术比赛，获得金牌、银牌、铜牌二三百块，为济宁回族争光添彩，极大地丰富了运河文化内容。他们继承发扬光大了任城查拳，著书立说，出版各种武术拳谱、传记。任城查拳现已走出国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国际武林崭露头角。

　　与时俱进，济宁回族演绎运河文化的新篇章

　　十八大以来，济宁市市民宗局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的讲话精神，帮助济宁回族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做好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对济宁回族做出了各种服务。在解决他们物质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同时，高度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使法律法规、民主法制、社会公德意识在回族群众中逐步深入人心，并成为自觉的行为规范。在具体落实各项民族宗教政策工作中，市、区两级民宗局针对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积极引导回族群众开展多种经营生产自富。注重创设多种活动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预期的教育引导效果。精心组织每年十月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每个宣传月都突出一个主题，利用多种载体，组织系列活动，集中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事迹等。利用回族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好相关的活动，寓“教育”于“节庆”之中。比如，市、区两级伊协和各县区清真寺注重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在开斋节、古尔邦节等节日庆典活动中，通过卧尔兹演讲、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注重抓好回族聚集区的文化载体和平台建设，并切实发挥其教育引导作用。认真贯彻国务院及省政府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培育建设类型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地、群众社团。先后成立了以少数民族武术爱好者为主体的济宁市查拳研究会、民族书法家协会、民族专业文艺团体、回族义工团、民族摄影家协会，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活动搭建了专门的平台。近年来，以这些团体为依托，宣传法律法规，歌颂党的民族政策，先后举办了“民族大团结”专题春节文艺晚会、“海峡两岸民族情中秋联谊会”、各种体载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少数民族摄影人才优秀作品展等文化艺术活动;多次参加全国、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武术比赛、文艺汇演、民族宗教界书画展览等活动，屡次优异成绩。这些活动主体鲜明、内容健康、特色突出、寓教于乐，均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目前，我市广大回族群众坚信党的领导，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意气风发，同心协力，精诚团结，弘扬文化，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营造安定、良好、和谐的环境，为实现我市和谐进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宏伟蓝图做出自己的贡献!

　　悠悠运河水南去，流进了济宁回族文化的历史沧桑，济宁回族有那么长的历史是一种荣耀，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是我国各民族团结的基本保证，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繁荣昌盛的基本保证，让回族文化与运河文化得以延续，这就是回族文化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