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运河文化  再铸南旺辉煌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唐伟 发布时间:2006-06-06
摘要:

    [论文提要]:京杭运河,在中国航运史是一条黄金水道;在中国水利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条传统文化的彩带。在中国的大地上,京杭运河与万里长城巧妙地组成了一个“人”字。这个伟大的“人”字,庄严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而坚强,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精神。
    在明清两代,京杭运河的重点工程,是解决淮河以北运河避黄和济运问题。本文重点论述了会通河济宁段运河、南旺枢纽建设和管理的辉煌历史,以及水环境变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关 键 词]:古代运河、南旺枢纽、水文化、水环境与和谐社会

    京杭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有着辉煌的地位。
    京杭运河全长1800公里左右,从杭州达北京,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条。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水运经济省力,一直备受古人的重视。历代对人工运河的开凿与利用无不围绕着巩固和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展开。运河的开通,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大运河的水也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和艺术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大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古代运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生命线,保证运河畅通,成为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基本国策。
    元明清三代都建都北京,他们为了把江南粮食、物资运往京城,必须开通航运。元代开通了京杭运河,但是不完善,标准低,元末明初,会通河淤塞,航运不通。

宋礼与引汶济运

    宋礼,字大本,河南省洛宁县人,生于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自幼聪颖悟知,好学有志,精于河渠水利之学。明洪武年间先后为进士、山西按察佥事等职。明永乐称帝后,先后任礼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因治运有功,多次受到皇帝表彰。据《明史·运漕证序》载:“元开会通河,其功未竣,宋康惠踵而行之,开河建闸,南北以通,厥功茂哉。”(1)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罢海运,“天下粮运尽从漕运直达京师”。(2)因每年漕运粮食达400万石以上。永乐二十年(1422年),宋礼奉命到四川采购木材,积劳成疾病故,寿64岁。到正德七年(1512年),宋礼被尊为神,在汶上、南旺建祠和庙并塑神像,供后人每年祭祀。万历元年(1573年),被封谥康惠公,命嫡孙赴南旺守祠,专管奉祀,并拨给附近湖地10顷,永远管业。
    宋礼的治运功绩也受到后人的赞颂,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皇帝对宋礼进行追封,对其后代特别抚恤,光绪五年(1879年,)朝廷追念治河名臣宋礼的题词:“宋尚书圣德神功不居禹下。”刺封显应大王。
    宋礼治运工程主要有疏浚会通河,建戴村坝,开挖小汶河,引汶水及山泉水济运,建南旺运河分水枢纽等项工程。宋礼治运成功,保证了明代漕运的畅通。
    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为了实现南粮北运走捷径的航线,明王朝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首先对山东省境内会通河进行疏竣整治。因为古代开凿运河,大都借助于自然河道,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工程量,会通河南北走向,是联结海河支流卫河与淮河支流泗河最近的路线。在元朝末年,会通河被黄河决口泛滥的泥沙所淤积,运河中断。如果想恢复这条航线,必须进行疏浚。永乐九年(1411年),根据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派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主持运河整治工程。同年二月,宋礼调发青州、兖州、济宁、徐州民工及军工共30万人重开会通河385公里,“历二十旬而工成”(3)河深一丈三尺,宽三丈二尺。
    会通河开通后,水源问题元代没有解决好。元代会通河水源,曾采用“遏汶入洸”,即在汶河上凿堽城坝引汶水入洸河,洸水流至济宁,通过会源闸(又称天井闸)分流南北济运。由于济宁地势比南旺约低5米,洸水入运后,水小时难于北流南旺段运道。明初直至宋礼主持治运时,仍然沿用这种济运水源。如遇天旱会通河南旺段水浅,影响漕运,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对此,宋礼心情十分焦虑,于是他深入察看沿运水系、地形,访问群众。在汶上县城东北白家店村,遇见白银老人(即乡官)。白英虽居乡里,但人品刚正不阿,无视权贵,认为官宦锦衣肉食者多为蠢才,见宋礼“布衣微服”,深入民间调查治运良策,态度虔诚,便把他多年积累的治水通航的想法告诉了宋礼。宋礼听到“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山泉,修水柜”等良策时大喜,遂邀白英参加治运工程。
    这次引汶济运工程有三项,一是筑戴村坝;二是开挖小汶河;三是建南旺枢纽工程。戴村地形两岸夹山,坝基稳定,距南旺较近,直线距离只有38公里,是分汶河水济运最好的制高点。戴村坝初建时为土坝,“坝长横亘五里十三步,遏汶全流”。又在戴村坝上游大汶河南岸开引河一道,名称小汶河,长90里,纵贯汶上县至南旺入运河,作为引汶水渠。同时在戴村坝上游大汶河北岸坎河口(大汶河支流),筑一道滚水坝(沙坝),当大汶河水量小时,可拦汶水不傍泄,影响济运水量,当大水时起到溢洪的作用,破沙坝泄水入大清河,以确保戴村坝、小汶河及运河的安全。
    戴村坝建成之初,并不完善。土坝年年遭水毁、年年要修,不然无法向南旺引水,岁修劳费越来越大,到隆庆末年(1572年),总理河道万恭令工部主事张光文用工1.5万元,在坎河口建成一道长宽各一里的堆石溢洪道,免去了年年岁修的劳费。万恭说:“坎河者,旱则止汶以济漕,涝则泄汶以全漕。”(4)虽地位重要,但戴村坝枢纽(包括坎河口坝)工程必须加固,万历十七年(1589年),总理河道潘季驯改石滩坝为石坝,长40丈,面宽1.5丈,底宽1.75丈,是一座溢流坝。清代延长到126.8丈。戴村坝枢纽工程分三部分组成,一是汶河河床段溢流坝、全长437.5米,这是戴村坝的主体,由坎河口溢洪道演变而来;第二是窦公堤,起导汶水济运水量的作用,全长900米;第三是灰堤土坝,是非常溢流坝,在大洪水时,可减少河床下泄量和小汶河水量。全坝总长1599.5米,兼有雍水、导流和溢洪的功能,至今仍在发挥防洪拦沙的作用。

南旺分水济运枢纽

    会通河漕运水源问题,成为元、明、清三代治运的重点河段之一。在元代,因为济宁分水点不是运河最高点,常因济宁以北运河缺水影响漕运而头痛。到了明代,宋礼根据白英的建议,选定南旺作为分水济运枢纽,这是科学的决策,因为南旺地势是会通河的最高点(高程约为39米),它高于300多里外的临清90尺(约7米)高于沽头(沛县东南)116尺(约35米左右)。当戴村坝完成自汶河引水、通过小汶河送到运河后,由于南北地形高低不一,不同季节来水量有大小区别,所以对来水进行科学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南旺分水,最宜斟酌。如春月重运盛行之时,南边浅阻,则多放水往南;北边浅阻,则多放水往北。若遇伏秋水长,运河水大,重运在北则水往南放;重运在南,则水往北放。盖使水势常平(即平衡),粮船易行也”。(5)
    南旺段运河,从南旺湖中穿过,把湖一分为二,西为南旺西湖,东为南旺东湖。因为引汶济运的小汶河入运前又横穿东湖,将东湖一分为二,北为马踏湖,南为蜀山湖。为了控制南北水量分配,白英老人主持在小汶河与运河合流处南岸,建成三百多米长的石坝,在坝中间迎着汶水入运主流处,砌筑一梭形鱼嘴石,急流直冲鱼嘴,然后分流南北,水量分配比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南三、北七是明代制度,到清代乾隆时期反而成了南七、北三;另一种认为是四、六分流,北流临清为六,南流济宁为四。到明弘治十六年(1504年),南旺分水完全代替了济宁天井闸分水,南旺分水成为引汶济运的主要控制工程,成功运用了近500年。
    南旺济运分水枢纽建成后,各湖逐渐都建了堤防,加大了蓄水容积,并有闸坝、斗门、引水渠与运河相连,以控制水流,这些湖泊水库,对运河担负着旱时供水,涝时蓄水滞洪的作用。
    宋礼与白英共同修筑南旺分水枢纽时,并不完善,除用鱼嘴调节分水量外,没建控制工程。直到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才在分水口上下建闸,控制南北分流水量,在分水口南五里建南闸(即上闸)叫柳林闸,北闸(下闸)叫十里闸,建在分水口北五里处。后来又在柳林闸之南和十里闸之北,分别增建了寺前闸和开河闸,进一步加强对运河水量大小的控制。引汶济运之水到南旺后,根据南旺南、北运河水量大小和漕船多少,相机启闭柳林或十里闸,调节运河水量、让漕船顺利通过。寺前闸和开河闸发挥辅助作用。为了保证济运水量调节自如,在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和马场湖的湖堤上都建有涵洞、斗门,通过引水渠与运河相通,必要时可引水济运。为了保持运河水量,以利漕船通行,明代除在诸闸的启闭上采取一些管理办法外,万恭还提出了以船治船,以浅治浅,以漕治漕等方法,提高两闸之间运河水位,有利航运。
    为了充分发挥运河作用,明清两代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运河及漕运系统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会通河地处黄、淮流域水资源缺乏地区,而且穿过山东济宁以北的脊背高地,运河通航主要依靠闸坝工程来调节水量。所以,管好河道、闸坝与水源,是运河管理工作的重点。明景泰初年,设漕运总督,驻地淮安,总兵驻徐邳。明成化七年(1471年),设总理河道,驻地设在济宁,衮州通判常驻南旺镇,主持黄运修治工程。到万历年间,加强了运河分段管理职能,全线运河共分四段,各段下设分司,设主事管理。在山东境内先后设有临清、宁阳、南旺、济宁、沽头、夏镇六个分司。在这些分司机构中,除朝廷派出郎中主事外,沿运各省、州、县也分派监司、通判、同知等官衔,共同“以司河防之务”。这种河道管理的双重官司体系一直沿袭到清代。
    在河道管理上设夫役。根据不同工种,夫役可分闸夫、溜夫、坝夫、浅夫、泉夫、湖夫、塘夫等差役。据王琼的《漕河图志》的解释:“闸夫,以掌闸启闭;溜夫,以挽船上下;坝夫,以车挽船过坝;浅夫,以巡视堤岸,植树护岸,招呼运船,使不胶于沙滩,或遇修堤浚河,聚而役之,又禁捕盗贼;泉夫,以浚泉;湖夫,以守湖;塘夫,以守塘”。(6)明朝中期,据《漕河图志》记载:从北京通州至江苏扬州段运河,由国家额定的夫役人数共计47004人,清代则不到1万人。从临清至鱼台运河段,共设有浅铺140处,捞浅夫3840人,其中汶上至济宁段运河浅夫都在500人以上。另外,还配有大批驳船,当水位低浅时把漕船货物改由驳船转运之用。
    运河闸坝管理有严格的启闭和维修制度。以会通河为例:“会通河上共有40多座闸,运河过船,需相邻上下闸联合运用。启闭原则是上启下闭,以防水走失。两闸间的距离,近者数里,远者10余里,船只通过时还要求该闸上下游相邻闸门均关闭,通过令牌启闭指令,以控制水量。每次过闸,船只必须结队编组,不准单船航行,以减少闸的启闭次数”(7)据《治水筌蹄》记载,两闸间1里之长的运河,可容船90只,90只船满漕而并过,槽满水涨,下闸水停蓄,可逆灌上闸,以述“以槽治槽”之功效。而南旺段柳林闸规定,“须积船二百余只方可启板,启完即速过船,船过完即速闭板”。(8)
    河道管理主要是河道疏浚和堤防维修。有定期维修和常规管理之分。而定期维修又分岁修和大修。岁修又称小挑、小浚,大修又称大挑、大浚,每次间隔二三年或四五年不等。视各段具体情况来定。南旺分水枢纽段是会通河挑浚的重点,明代是三年两次挑浚。万历以前,运河疏浚时间每年正月15日开工,二月中旬完工,期间航运停止。万历四年(1576年),南旺运河段新开月河,遂实施大小制度,时间改为9月至10月。此种制度沿袭至清代不变。南旺段,每次大挑,往往征调民夫逾万人,费银上千两。当地老百姓参加运河挑浚施工,不仅艰苦,还要承受经济负担。
    南北运河,因地域不同,枯丰水量年、季不均,运河必须依靠沿线湖泊、泉源及陂塘供应水源,调水量,维持航运。山东会通河水源,多来自鲁中南西麓诸州的泉源,均为国家管理。在湖泊、湖塘及泉源所在地,都设有额定的湖夫,塘夫及泉夫从事巡守,以防止盗引。在明代,朝廷除在运河沿岸湖塘泉源设置专门的河官役夫进行管理外,为了确保运河水源,还颁布法令,严禁私自决湖盗泉。成化十年(1474年)令:“凡故决南旺、昭阳湖堤岸,及阻绝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发充军。军人发边卫”(9)。明代制定的《问刑条例》,对水源的管理均设有专门的处罚条例。
    京杭运河全线分水岭设在山东汶上县南旺镇,改变了元代济宁分水岭的做法,这种果敢的壮举,如《敕封永济神开河治泉实迹》中写道:“此等胆识,后人断断不敢,实也不能得水平如斯之准”真是“创无前而建非常也。”其引水、分水的科学性和技术水平,可与我国古代灵渠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由于宋礼、白英“引汶济运”工程的独创业绩,奠定了京杭运河这条国家的黄金水道,平稳运行近500年的辉煌历史地位,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宋礼能“上体国忧,下悯民困,劳心集私,广询博采”。白英则“身处岩穴而心在天下,行在一时而及万世”。清朝康熙皇帝曾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分水口观遏汶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开复之妙”。(10)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路过南旺都感慨赋诗,其中有一首诗赞赏曰:
            清汶滔滔来大东,自然水脊脉潜洪。
            横川舜注势非迕,济运分流惠莫穷。
            人力本因天地力,河功诚擅古今功。
            由来大巧原无巧,穿凿宁知禹德崇。⑾

    民国初年,全国水利局聘请的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说:“此种工作,当十四五纪世纪工程学胚胎时期,必视为绝大事业。彼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此完善结果者,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也”。⑿为纪念“引汶济运”的功臣,朝廷封白英为“功漕神”。建祠于彩山村,赐祭田500多亩,子孙守祠奉祀。清乾隆勅封白英为“永济神”。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工部主事胡缵撰写了《白英老人祠记》,并有联“天下无二老,泉河第一功”。明正德年间建宋公祠、白公祠、分水龙王庙于南旺汶运交汇处的运河右岸。这是一组古建筑群。在正对建筑群四个大门的地方修有四处台阶,南来北往的行人可在此下船,步入建筑群。在四处台阶的两侧,八个巨石水兽作盘卧状,栩栩如生。整个建筑群包括龙王庙大殿、牌坊、戏楼、禹王庙、水明楼、宋礼尚书祠、白英大王祠、观音阁、莫公祠、文公祠、蚂蚱庙以及和尚禅室等建筑共十余院落。古建筑群内有塑像、祭文碑、画像、壁锒石碣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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