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江湖迷云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南京周末 发布时间:2008-02-04
摘要:

  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回,单说说那京杭大运河(以下简称运河)上的江湖。

  北起北京南迄杭州,运河纵贯京、冀、鲁、苏、浙,全长1800公里,乃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里程最长的运河。

  提到长城,必说始皇;说起运河,皆云隋炀。其实那运河上的人物,攘攘熙熙,熙熙攘攘。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之后,多少帝王在大运河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康熙、乾隆更是屡航其中,画下浓墨重彩。

  从皇城南下任职、从江南北上进京,官员往往取道运河。

  富商大贾在运河上南来北往锱铢必较。

  进京赶考和落第回乡的书生也是运河上的常客。运河上往来着三教九流,运河上活跃着五行八作,运河江湖道不尽,最有说头是漕帮。

  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之后,为了方便南粮北运,在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对运河的一些重要运段作了多次整治,逐步建立了一套漕运制度,沟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贯通定型。

  因为漕运,有了漕帮。

  “漕规”与“漕口”

  历史学者、《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历史中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作者吴思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漕口”。

  清帮成员的一个来源就是《血酬定律》中提到的“漕口”,也有学者称他们为“漕辩”。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接近或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官府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达到目的。

  漕口因为漕规的存在而存在。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尽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漕口挣到的是堵嘴的钱。

  漕口为什么能得以发展呢?通过考证得知,小户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漕口敲诈官吏,官吏自然仇视漕口。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诈来,漕口的代理费比较低,为小民提供了富于竞争力的选择。对于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他们就不能算好人了,因为他们把贪官污吏都赶了过来,自己的负担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见,如何评价漕口,取决于百姓被敲诈的总额(漕规总量)是否可以压低,但这又不是漕口所能决定的。漕规的总量取决于百姓与官家的总体关系。

  “粮帮分类”与“旗语”

  雍正年间取缔秘密组织,与漕帮的改组有关,其中且牵涉到密谋推翻世宗的纠纷,而涉嫌者为诚亲王胤祉。官私文献中,蛛丝马迹,犹自可窥。

  于是沉潜已久的反清复明组织乘机崛起,这个组织就是以前明卫所武官为骨干的漕帮。台湾作家高阳籍贯运河终点杭州。他在《清朝的皇帝》中作了个大胆的假设:漕帮文献“粮帮分类”,实为军事组织,各类旗帜实为起事时作指挥通信之用。漕帮以“江淮四”(在江苏二十一帮以内)为首,其规则如下:

  江淮四头帮在无锡兑粮。平常打八卦旗,初一十五打杏黄旗;进京打黄色龙旗,出京打淡黄色凤旗。金顶金丝盘龙桑枝雀杆,上红下黑,三道紫金箍,清门锡壶顶,阴阳紫金所,如意头子,刘海戏金钱,双披红花,顶四飘带。

  这段记述,不但费解之处甚多,且有荒诞不经之说,如所谓“旗子乃正宫娘娘亲赐”之类。

  不过有一个疑问是显而易见的,船上挂旗,无非为了识别,以单纯易识为尚,为何一艘粮船,挂旗要有那么多花样:平常一种,朔望一种;进京一种,出京又一种?旗子及旗杆又有许多附属设备,又何以要如此讲究?总而言之,一个大疑问是:为什么要弄得如此复杂?最可能的一个答案是,各样的旗子,有各样的涵义,各种旗子互相搭配,产生了更新更多的涵义。易言之,这些旗子的作用,就如近代军舰上的旗号或旗语,是一种通讯的设备;而所以要有此设备,或者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

  由此,高阳推想,当翁钱潘三祖接手掌管漕帮时,是分两个目的在进行,一是将漕帮组织成为保护本身利害的一大“工会”,因为当时漕船上从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饱受欺凌;可以欺侮漕船的,大致为两种人:

  一、逢关过闸的官员,甚至夫役,倘不满足其贪壑,则多方刁难,误了期限,漕船自己负责。

  二、各处码头上的地头蛇,往往勾结旗员,藉故生事,无理取闹,以为敲诈勒索的手段。

  这是就陆地而言。在运道中亦会受欺侮;可以欺侮漕运的,有三种船:

  一、官船:尤其是钦差的官船,在运道中有优先通过的权利,漕船必须让道。倘或故意找麻烦,可在瓶颈地带,逗留不走。

  二、水师船只:有军事上的理由,当然比漕船神气。

  三、最气人亦最无奈何的是,来自云南的铜船。押运铜船是个极苦的差使,因此铜船上的水手,都持不在乎的态度。铜船吃水甚重,在运道中横冲直撞,当者披靡,或者同时沉没。打起官司来,铜船必占上风,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铜船因为船身重,吃水深,不易控制,运道中只有别的船让铜船,铜船无法让别的船,别的船自己不小心,撞沉了活该。

  团结就是力量,漕帮定下严格的帮规,在统一而坚强的领导之下,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对抗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终于不再为人所轻。

  这部分的工作,由潘祖负责;翁钱二祖,则从事另一目的,亦就是乘各方面反对世宗之际,为事实上已经消失的反清复明运动,作最后一次挣扎。

  不知道潘祖是事先与翁钱二祖商定,由他来担负“看家”之任,还是看翁钱等人先后失败,见机而作,与朝廷妥协,以便保存全帮势力,亦即全帮生计。但不论是哪一种,他的决定获得了全帮的拥护,是一可确定的事实。

  最后潘祖的死因,实在是个谜,以各种迹象推测,是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由于当时漕帮已形成庞大而严密的组织,除了用各种方法笼络利导以外,无法解散、改组,以及渗透、分化,倘有人敢于尝试,即犯了“十大帮规”的第三条“不准扒灰倒笼”,这是“十大帮规”中的“唯一死刑”一条,处置是缚在铁锚上烧死。

  漕督在乾隆初年调动频繁,足见漕帮不易管理。

  乾隆名列漕帮?

  据说乾隆亦名列漕帮,为江苏镇江金山寺一和尚的弟子。

  高阳在其《清朝的皇帝》一书中推断,乾隆入帮之说,似乎匪夷所思,细细考量,极有可能。

  帮中规矩,开香堂“孝祖”时,本师以外,另由本师延请“传道师”、“引进师”各一,必须隔帮,以便代为监察照应,且亦便于联络。正式入帮后,始由三师示以师爷(师之师)、师太(师爷之师)名讳,此即所谓“三帮九代”。而帮中文献,记载有“乾隆进帮之三帮九代”。

  乾隆入帮的三帮九代的最上三代,为“江淮四”引进,“兴武六”传道,而以“镇前”为本师,实在是煊赫之至。而以此三帮的特性来说,可以代表全帮;则乾隆之入帮,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漕帮全体争取乾隆;一是乾隆对漕帮全体的妥协。当然,关键是在后者,乾隆如果不愿妥协,漕帮全体跪在他面前,他亦是不会入帮的。那末,乾隆是否有妥协的必要呢?当然,世宗父子都是非常精明而现实的人,审察对方的能力,足以驾驭,则不为其所用,即为其所杀;倘不能驾驭而又不能为其所杀,自妥协不可。

  是则乾隆之肯入帮,自然是漕帮的势力大到已非他能消灭,不能不先求妥协,徐图为己所用之故。

  推想当时的情况,乾隆已入牢笼,是在金山寺中被劫持之下,不妥协即不能生还京城。何以言之,大运河全为漕帮的势力,固无论矣;即自北京南下,经山东至江南,从古以来的一条陆路大道,沿途旅舍、镖行、茶坊、酒肆,亦到处都有清帮中人。

  如果是坐船,只须派几个能潜水的帮中弟子,深夜在御舟之下,凿上一个大洞,便可了事。若由陆路比较困难,但亦决不是无隙可乘,而且,最重要的是,传出一个消息,说皇帝不敢由运河回京,那不天下大乱了吗?

  但乾隆毕竟是英主,他之一时屈于清帮的势力,仿佛蒙尘,而实际上却是因势利导,获得了有力的支援,也巩固了整个大清皇朝的基础。

  乾隆在当时,亲身走遍一条运河以后,对情势看得很清楚,他如果抱着“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想法,忍一时之辱,事后对清帮大加制裁,则造成混乱的结果,不是大清天下不保,而是他的皇位不保。

  乾隆即位十年,尚为大臣所轻,颇为苦恼。他个人犹须作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克保皇位。当然躲在京城里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乾隆不是那种人,因此,在漕帮要求他妥协时,恰好是为他解决了苦闷。

  一时的降尊纡贵,他所得到的好处是:

  第一,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从此立于不败之地,任何势力都不能推翻。

  第二,消弭了乱源。第三,漕运、河工,将更易解决。一举三得的事,何乐不为?

  “盘龙棍”与“香板”

  漕帮祖师翁、钱、潘三祖成帮于雍正二年;据帮内文献记述:雍正帝通令各省,挂榜招贤办理漕运。翁钱潘三位祖师,得到这个消息,心中大喜,便到抚署揭了黄榜。那时河南抚台名田文镜。三位祖师见了田巡抚,说了来历,便条陈整顿漕运办法。田巡抚大喜,当与漕督同本上奏。雍正帝当旨谕,饬三位祖师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三位祖师便辞别田巡抚,来到清江浦,请见张漕台及何钦差。何张二人,即命三位监造粮船,并督理浚河修堤工程。三位祖师,复请张何二人转奏,请恩准许开帮收徒,以便统一粮务。清廷批准所请。

  漕帮的家庙在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为运河的终点。

  据帮中家谱:清字辈一人;净字辈三人,其一名罗清,帮中称为“罗祖”,而“罗祖”之名,见于雍正上谕;道字辈一人,名陆逵,原籍广东,移居镇江,帮中称为“陆祖”,为罗祖的弟子;陆祖有弟子三人,即翁钱潘三祖,为德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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