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大运河，寻找民族的魂

　　有人说，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刻画的两条有形的线，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她们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还有人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两大工程奇迹。

　　人们还常把黄河比喻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把运河比作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智能之河。那是因为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它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风雨，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积淀了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记录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方面面的丰富信息。它是中国悠久历史的缩影，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纽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2006年在人民网进行在线访谈时曾说：“大运河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从沟通南北角度来说，发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说运河是一个‘魂’，我想这个比喻是很妥当的。”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逐步加强，大运河的价值越来越被广大有识之士所认知和重视。然而说起大运河，很多人可能立刻想到的就是元代兴修的京杭大运河，但是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所言，“研究中国大运河，如果抛开了隋唐大运河，那就等于抛开了六百多年的历史。”

　　12月10日，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及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专家一行60余人，从河南郑州启程，开始了对隋唐大运河为期十天的考察。谈到此行目的，徐匡迪说：“以通济渠和永济渠为主体的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隋朝开凿贯通，历经唐宋的繁荣兴盛，直至元代截弯取直的六百多年间，隋唐大运河作为贯通中国南北的最重要的交通动脉，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古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南北各地同中原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隋唐大运河流经的地方，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虽然隋唐大运河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对其遗址的考古、保护、研究和利用，则始终在整个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去年京杭大运河全程考察之后，全国政协再次组织‘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就是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河南、安徽两地更加深入地了解隋唐大运河的历史、现状及文化价值，调研在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保护、研究和利用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整个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推动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舒乙认为，“这次考察的重要任务是要发现古运河。”

　　我们的寻访隋唐大运河之旅，从今天开始。

　　

　　隋唐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雄伟的水利工程之一。运河长度，世界首屈一指，河道水深、宽度、通航能力也是当时最大的。

　　运河的开通，“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皮日休曰：“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子文薮·汴河铭》）。唐诗《汴河怀古》（皮日休）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古运河“舟行如梭，不舍昼夜”，“船舶往来，商旅辐辏”。沟通南北，贯穿东西，商船穿梭，墨客如鲫。

　　运河的畅通，繁荣了沿岸很多城市。洛口仓和康百万庄园都是千百年间运河经济文化繁荣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洛口村、七里铺村一带的洛口仓就是当年漕运繁荣的有力见证。据史籍记载，隋朝在洛口设粮仓，称“兴洛仓”，是隋代三大粮仓之一。洛口仓“窖三千、窖藏八千石”、“仓城40里”。当年，各地粮食正是沿运河南上，汇集在这里。经过了千年的风雨剥蚀，城墙已成了残垣断壁。

　　说起河南有个“财神爷”，山东、河南等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肯定知道是谁，这个靠着运河运输（漕运）发家致富的家族因为两次悬挂千顷牌，被称为“康百万”、“康半县”。

　　康百万庄园位于巩义市康点镇，始建于明末清初，是全国三大庄园之一。庄园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四周修寨墙，濒河修码头，集农官商风格为一体，总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洞。是华北地区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

曾经富甲一方的康百万庄园   康百万庄园主宅   康百万庄园――雕刻精美的三星五福图     [NextPage寻找永济渠 “云溪燕语卫水舟”何日再现？]

（二）

寻找永济渠 “云溪燕语卫水舟”何日再现？

　　踏上了寻找大运河之旅，随着行程的推进，我们的心也与大运河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考察中、行车途中、饭桌上、休息空档，“大运河”的字眼俯拾皆是。然而，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些遗迹和文史资料中，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大运河。

　　大运河，你在哪里？

　　由于历史久远、加之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变迁，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逐步衰弱，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隋唐运河，大多干涸或者被掩埋在地下。她的历史文化、她的遗迹、她的生态、自然的风光正在褪色甚至消亡。

　　大运河鹤壁浚县段正是大运河被破坏、退化的一个缩影。

　　12月11日，在徐匡迪副主席的带领下，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考察团来到了河南鹤壁市浚县。大运河鹤壁浚县段作为中国历史上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特别是在东汉、三国、隋、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两千年间，大运河鹤壁浚县段曾经五易其名，但河道基本上是现在的卫河。在汉代称作白沟，隋唐时就是永济渠。向南与黄河相通，向北到今天的北京。明代改称卫河。

　　据当地史料记载，河上有著名的云溪桥，紫燕穿梭桥上，扁舟驶于清澈河水中，形成一幅“云溪燕语卫水舟”的难描美景，古往今来，很多诗人都在这里留下著名篇章。

　　似乎离大运河越来越近了？当地政府接下来的汇报让很多委员和专家痛心疾首。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上游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注入，造成水质恶化，地下水也受到严重污染。后来虽然经过大力治理，可是再也不是千百年前的盈盈卫水了。

　　一眼望去，干涸的河床、堆积的淤泥、丛生的芦苇、夹杂其中的一滩滩污水，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舟车日奔冲”情景。据说目前的状况较之前几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河的西侧静静矗立着一段长约768米的古城墙，据称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同行的几位古建筑专家认为这段城墙的历史不仅于此，可能建于元代，甚至更为久远。千百年来，这一水一墙一桥，相互守护，注视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民，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侵蚀。而如今，失去了灵动的一汪清流，只剩下这一桥一墙，在这个清冷的冬日分外的凄凉与沉重。

　　大运河鹤壁浚县段在大运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她承载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河渠史，也是豫北人民的母亲河。更珍贵的是，大运河鹤壁浚县段的河道走向清晰，史料保存完整，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大量素材。

　　可是目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沉痛之极：“一条河流的污染只需两三年，可是一条河流的治污却需要十年八年。治理不好卫河的污染，就是对历史犯罪！”

　　现下，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这也是很多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最大冲击。也许保护文化遗产，也需要各地政府具备考古工作者那种“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责任和精神。

　　著名城市建设历史学家郑孝燮曾说过，“历史是根、文化是灵魂、匹夫有责！”

　　而如何对大运河这样的跨区域巨型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更需要各方的整体计划和通盘考量，这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大挑战。

　　今夜，我们只能在梦中感受“云溪燕语卫水舟、橹桨声声入梦来”的静谧之美。

曾经的大运河古河道，已然干涸 运河边上的浚县古城墙，千年以来守望着古运河的变迁。据称建于明代，随行的专家指出，有可能始建于元，甚至更早。 始建于明代的云溪桥

[NextPage寻找通济渠，看天下粮仓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三）

寻找通济渠，看天下粮仓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12月12日，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考察团从郑州启程前往洛阳。车窗外是浓浓的大雾，车窗内已经开始了热烈的讨论。考察团启程伊始，大家就对洛阳之行充满了期待。洛阳，对于考察团不仅代表着一个拥有厚重历史底蕴的十三朝古都，她还是隋唐运河的中心城市。

　　2个小时后，我们进入洛阳城，大雾也已经渐渐散开。目不暇接间，突然发现洛阳城的街景和西安城十分相似。一东一西，虽隔千里，古都气质却也相近。4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加之大运河和丝绸之路这两条意境别具的文化走廊交汇于此，使洛阳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神秘感。

　　隋炀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提到洛阳，很多人都会想到两位皇帝，一位是曾在冬日醉酒后下令洛阳百花一夜绽放的武则天，艳冠群芳的牡丹花因抗旨被烧而由此扬名天下；另一位皇帝则是隋代的亡国之君隋炀帝。

　　隋炀帝在位时间并不算长，只有十五年，却曾三下江南。民间野史中的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方便自己“扬州一日看琼花”。

　　近年来，一些史学家纷纷为隋炀帝“翻案”，此次考察团成员，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隋炀帝是个很有才能和才华的人。在罗老看来，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对于隋朝，其东西两京都在北方，政治中心所需粮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江淮地区。由于陆路运输的局限性，开通运河，利用漕运解决南粮北输问题已经成为了客观需要。从政治上看，开凿运河有利于加强对东北和东南的控制。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历史究竟是怎样？隋炀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还要交给史学家进一步去研究考证。也许对于民间老百姓而言，隋炀帝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就是个吃喝玩乐、荒淫残暴的无道帝王。他的戏剧一生和悲剧结局给了文学家、民间艺人丰富的创作题材。

　　隋唐运河，繁华了古都洛阳、成就了大唐盛世

　　且不论隋炀帝的功过是非，他下诏修建的运河的确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辉煌，也繁华了洛阳古都。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阪渚引河通于淮”，随后又开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至此，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这条南北大动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八省（市），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

　　大运河的开凿还促进了沿线商业的发展，洛阳的工商业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洛阳城内三大市场之一的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其时，“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中外旅商莫不辐凑”。当时洛阳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隋唐时期， 国家对外贸易的一种形式是互市，另一种形式是在京都进行的。后者贸易数量大、质量高，多为珍奇异品。隋代在建国门（即定鼎门）外设四方馆，专门负责外国商团贸易。由此可见，隋唐时期洛阳对外贸易的繁荣。

　　交通的便利，必定促进人员的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境内不同文化之间，中国的邻国也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等来到中国，沿运河到达洛阳等地。他们带来了本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隋唐时期，对外交往十分频繁。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到达中国后，多经大运河到达洛阳。隋唐洛阳城内多种文化的汇集，大运河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隋唐时期的“天下粮仓”——含嘉仓

　　考察团在洛阳的第一站是含嘉仓。说起含嘉仓，只要是对隋唐运河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立刻兴奋起来。含嘉仓之于隋唐的重要性堪比北京的南新仓之于清代，都属当时的“天下粮仓”。

　　从兴洛仓、黎阳仓到含嘉仓、回洛仓，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建筑当属粮仓。尤其是含嘉仓对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具有的非凡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是由于由于隋唐大运河历经几次黄河改道以及各种原因，很多流段的河道、河床、河堤、桥梁均已湮灭，只有埋在地底下的粮仓成为当时漕运繁忙的幸存见证者。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就是漕运。而漕运的主要物资是粮食。这就让运河和粮仓结下了不解之缘。

　　仅洛阳城内发现的粮仓就有：含嘉仓、常平仓、子罗仓等。其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皇家粮仓——含嘉仓，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历经隋、唐、北宋3个王朝，沿用500余年。

　　仓城内有仓窖400余座。已经考古发掘的160号窖内还保留着大半窖炭化的谷子，据测算，该窖内储粮重约25万公斤 ，如此规模的粮仓可称为我国最大的古代粮仓。据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各大型官仓的储量总数为1200万石，含嘉仓的储量就有580万石。选择在洛阳储备大量的粮食，当然取决于洛阳地理位置的优越和交通的便利。这与大运河的开凿是分不开的。

　　仓窑形状为大口小底缸形窖，口径10～16米。最大有18米，深7～9米，最深者12米，窖底夯实后，用火烘干，周壁和窑底铺设草、木板、糠、席等物，然后储粮，粮入窑后，上面铺席，堆糠和垫草，最后用土密封。

　　在已发掘的仓窖中，出有刻字砖，记载仓窖位置、储粮来源、入窖年月以及授领粟官的职务、姓名等。从含嘉仓窖内出土的刻铭传记载的内容看，含嘉仓的储粮来源主要有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全国各地的粮食运到洛阳储藏，除去洛阳城内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官僚机关以及军队食用外，可备全国的赈灾等需要。

　　南粮北运、商旅交通、水利灌溉，在铁路出现之前，大运河堪称南北交流的生命线。

　　寻找通济渠 看“天津晓月”变迁

　　离开了含嘉仓，考察团来到了洛阳城南。这也是考察团此行看到的最真实存在的隋唐运河――有水、有堤、有渠、有桥的运河故道――通济渠渠首。当年隋炀帝正是沿通济渠顺水南下，“三千宫女下龙舟”、“万艘龙舸绿丝间”的浮华奢靡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只有洛水依然静静流淌。

　　堤建于唐代；桥是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的天津桥，如今只留下她的青石桥墩默默的躺在洛河岸边的泥土中。

　　据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介绍，大运河洛阳段沿线尽管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但其调查和研究多为零星的，缺乏系统性，对整个运河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深入。同时，大运河洛阳段现存众多的文物遗迹，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手段，部分重要文物遗迹面临灭失的危险。下一步他们将依托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机，加强运河资源调查和整理，强化文物遗迹的保护和管理。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运河的宣传和推介，提高公众对大运河的认知度。实施大运河洛阳段整体保护和旅游开发。如以天津桥遗址为依托，复建天津桥，再现“天津晓月”迷人景色，进一步丰富古运河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