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华传统孝道思想的重估与传承

　　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需要对中华传统孝道思想进行重估和传承。传统孝道思想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载体，具有超越性和形上性，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信仰。从汉代开始，孝道思想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规范社会伦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历史上，孝道思想影响深广，对道教佛教和少数民族产生重要影响，也随着华人传播到世界各地。孝道思想后来在历史上逐渐发生了异化，出现了愚孝愚忠现象，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这需要反思批判，但不能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孝道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是确保家庭和睦的情感基础和基本道德准则，让孝道成为家风家教，实现传统孝道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新时代;传统孝道;传统美德;反思批判;传承发展​

　　中华孝道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对中华传统孝道思想进行重估，客观全面理解、评价传统孝道的主要内涵、历史作用与影响，对传统孝道的反思、批判，孝道的普遍价值与现实意义，实现传统孝道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孝道思想的形而上意蕴

　　《说文解字》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早期金文的“孝”是一个小孩儿(子)在老人的手下搀扶着老人走路的形状，用扶侍老人来表达“孝”的原意。“孝”字从战国楚简开始，经秦代睡虎地秦墓竹简、汉初马王堆汉墓帛书，把老人的头、发、身、手合并简化为“耂”(“老”字头)，最后演变为汉魏隶书及今天的楷书形体。《尔雅》解释“孝”曰：“善父母为孝。”汉初代贾谊的《新书·道术》解释“孝”：“子爱利亲谓之孝。”

　　何谓“孝道”?善事父母之道就是“孝道”，行孝之道。宋代戴侗在《六书故》中说:“孝……人子之达道也，非但事老也。”孝是为人子通达天下的道理，不仅仅是事奉老人而已。《礼记·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畜：顺从,驯服。孝行是顺应大道，所以是通达之道。《经义述闻·通说上·孝》：“《尔雅》：‘善父母为孝’。退而言之，则为善德之通称也。”孝道是合乎天道的人之德，是所有善德的统称。《孝经·开宗明义章》认为孝是“至德要道”，“德之本”，把“孝”看成是天下最高尚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从而将孝提升到道德修养至高无上的地位。《孝经·三才章》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汉儒认为“孝”源于宇宙初始的元气，《孝经左契》曰：“元气混沌，孝在其中。”北宋张载《西铭》把孝道上升到了天地宇宙高度，建立了一个天地人一体的“大家庭”，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万事万物都是子，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超越血缘的兄弟关系，但长幼有序。因此，尽孝就不仅是对自己的父母尽孝，而且是对天地尽孝，这样才是“大孝”，这就“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阮元认为：“百世学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渐远者，其言亦渐异。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异，犹非亲受业于孔子者也。然则七十子亲受业于孔子，其言之无异于孔子而独存者，惟……曾子修身慎行，忠实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与其他孔门弟子取法孔子而多有发挥不同，曾子忠实地传承孔子思想，精通孝道，并形成了专论孝道的《孝经》，与“四书五经”并立，把具有很强实践性的伦理道德发展为具有形而上学意蕴的道德哲学，这在儒家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如乾隆《宗圣曾子赞》曰：“宣圣辙环，在陈兴叹。孰是中行，授兹一贯。曾子孜孜，惟圣依归。唯而不疑，以鲁得之。会友辅仁，任重道远。十传释经，超商轶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风。渊源益粹，笃实春容。临深履薄，得正以终。三千虽多，独得其宗。”孔子弟子三千，得其真传的只有曾子。这是对曾子继承孔子思想、传承道统的功绩的高度赞扬。

　　孝道是以血缘亲亲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载体的一种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性和形上性，能够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国人一种安身立命之道，终极关怀之道，贯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孝道是形上之道，也是形下之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揭示中国文化特有的秘密。法国汉学家侯思孟说: “在早期中国社会, 孝被赋予极高的地位, 人们将其视为绝对的、超自然的本性。其他文化很难理解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人对于父母及祖先的崇拜类似于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孝在中国被认为有绝对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说，孝道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信仰。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真正教堂是家庭，学校只是它的附属之物。有着祖先牌位的家庭，在每个村庄或城镇散布着的有祖先祠堂或庙宇的家庭，才是国教的真正教堂。”为什么?因为儒教或孔教之所以能够使人服从道德规范，其真正的宗教感染力及其源泉，就是来自于人们对父母的爱和对祖先的崇拜，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孝”的宗教。胡适也认为“孔子一系的思想演成‘孝'的宗教”，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思想和感情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孝道思想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从汉代开始，孝道思想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规范社会伦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汉代朝廷不遗余力倡导推行“孝治天下”，使孝道思想不断落实到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之中，同时也促进了孝道思想的发展完善。

　　而汉代统治者也身体力行，倡导孝道，实践孝道。西汉初文帝刘恒被称为孝心皇帝。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从小就奉行孝道。刘恒被封为代王时，生母薄太后跟随他住在一起。刘恒与母亲感情深厚，尽心侍奉母亲，尽力让她感到快乐和满足。刘恒登基为帝后，薄氏连续三年都卧病在床，刘恒不顾自己帝王的身份，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自侍奉母亲。母亲所服的汤药，他总要亲口尝过后，冷热相宜才放心让母亲服用。除了体现在对母亲端汤奉药的“私孝”,做为一个皇帝和万民之主，汉文帝对普天之下的老人都心存孝道。他登基时第一道圣旨是“大赦天下”，这和其它的皇帝没什么两样，他登基的第二道圣旨“定振穷、养老”，其文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汉书·文帝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年九十以上，另赐帛二匹，絮三斤。景帝也被群臣颂为“永思孝道”(《汉书·景帝纪》),武帝也于建元元年(前140年)四月、元朔元年(前128年)冬十一月、元狩六年(前117年)六月下诏落实孝道，宣帝下诏说: “导民以孝, 则天下顺。”(《汉书·宣帝纪》)。东汉章帝“至孝烝烝，奉顺圣德”“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 ”(《汉书·章帝纪》)。安帝、桓帝等也下诏“举至孝”。因此，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从汉惠帝开始，两汉历代皇帝死后谥号都要冠以“孝”字。颜师古《汉书》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惠帝纪》)两汉时代，“汉之传谥，常为孝者”的目的在于“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汉书·霍光传》)，这表明朝廷对孝道的尊崇，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汉代以孝治天下，还表现在从制度上保障孝道落实。汉代实行孝悌力田，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孝悌力田始见于西汉惠帝，《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四年(前191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免除其本身徭役)。”又《汉书·高后纪》记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下《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汉书·文帝纪》)实行孝悌力田是为了奖励有孝悌德行及力务农本者，为民表率，在民间形成良风善俗。被举为孝悌力田者得免除徭役，时有赏赐，一般不担任官职。

　　汉代在选官制度上鼓励孝道，把“孝”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基本标准，“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可分为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大类，而常行科目中最主要的一科则是孝廉，代表了察举的主流。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这是首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不久，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茂才，这是汉代察举制度真正开始运作的标志。此后察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数额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了官吏选用、升迁的清流正途。为贯彻执行举孝廉的制度，元朔元年(前129年)汉武帝下诏：“旅耆老，复孝敬……兴廉举孝，庶几成风”(《汉书·武帝纪》)，不察举孝廉的地方官都应当罢免，“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这样举孝廉的制度才真正推行起来。

　　汉代褒奖孝悌，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目的是以孝的精神，建立社会伦理秩序。如《后汉书·江革传》记载：“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数遇贼，或劫欲将去，革辄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辞气愿款，有足感动人者。贼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难。”“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母终，江革举孝廉为郎，后官至谏议大夫。元和中，汉章帝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后汉书·江革传》)江革的事迹后来收入《二十四孝》故事之中。汉代以降，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以孝治天下”就成为贯穿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之一。

　　汉代重视孝道，“以孝治天下”，必然重视《孝经》，《孝经》成为统治者的必读之书，被作为培养太子的基本教材。汉代学校也将孝道教育放在首位，官学置《孝经》师以相授受，《孝经》在私学也被作为教材使用，诵读《孝经》《论语》是学生的必修课，相当于今天的思想品德课。另外，汉代统治者还将孝的教育推向社会，东汉“明帝即位，……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后汉书·儒林列传》)不仅要求儒士读《孝经》，而且要求宫廷卫士也必须学《孝经》。将《孝经》作为启蒙、立德的教材读本，初入学不久的幼童，也都开始阅读《孝经》篇章，学习《孝经》蔚然成风。

　　孝道思想不仅在汉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去也受到此后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他们极力宣传孝道，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尊老、敬老、养老之风，使得孝道思想反映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年岁节令之中，渗透到日用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中国的祠堂就是通过祭祀等活动教以孝道，不仅祠堂大门之上皆书“入孝”和“出悌”，而且门口还刻有二十四孝故事。这种长期教化就培养了中华民族讲究孝悌之道的优良传统，为中华传统美德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孝道思想对道教、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产生于东汉末年的各种道教经典、戒律中提倡孝道的文句、言论数不胜数。如《太平经》卷四十七说：“上善孝子之为行也，常守道不敢为父母致忧，居常善养，旦夕存其亲，从已生之后、有可知以来，未尝有重过罪名也，此为上孝子也。”上善孝子要坚守人生正道，不要做什么违背礼法的事让父母担惊受怕，还要善于奉养父母，尽可能与父母朝夕相处。《老子想尔注》说：“臣忠子孝，出自然至心”，“臣忠子孝，国则易治。”《抱朴子·对俗》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修仙要以忠孝和顺仁信道德为本，否则就难以修成仙道。据明代少保大学士邱濬所著《文帝孝经原序》称，《文昌孝经》出现时间在宋代，作者不详。该经托文昌帝君之口，劝导此人尽孝。《太上感应篇》也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反对“虚诬诈伪，攻讦宗亲。”全真道始祖王重阳认为修炼内丹时要以“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为首要任务，在家修道者要恪尽伦常之道，“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重阳全真集》卷五)。

　　佛教原本不太重视孝道，初入中土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诸多歧义与冲突。儒家的伦理，讲究父慈子孝，在家孝于亲，在国家忠于君，而按照佛教的主张，就得抛弃父母妻子，出家人也不能报效国家，这显然与背以孝治天下和以儒道治理国家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不断吸收儒家忠孝伦理，将其与佛教教义及结合起来。东晋名士孙绰信佛，所撰《喻道论》，称扬佛教僧尼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他写道：“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承光厥亲。”(《弘明集》卷三)他认为孝行不限于养亲随侍，如能荣宗耀祖，为父母增光，就是无上孝行。僧尼离亲出家，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尊严和荣耀，这也是“报父母恩”的一种体现。唐初传抄的《父母恩重经》，叙述父母的育恩和子女的孝养，强调知恩当报，提倡造像印经，烧香拜佛，供养三宝，斋僧布施，为父母造福。《法苑珠林》卷十五云：“凡夫生极乐国，当修三业：一孝养父母，事师不杀，修十善业。二受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其中首要的是孝养父母。宋代契嵩大师著《孝论》共十二章，总结了中国历代佛教高僧大德论孝的思想，是对佛教出家僧侣阐述释教孝道思想的专论，成为一部中国佛教关于孝道最有系统、最全面的论著。该书立基人道而申述佛法大义，其行文结构与思想，都与儒家的《孝经》相似。

　　在中国历史，孝道思想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建立的北魏政权，采取多种方式倡导孝道和孝行，以身作则积极学习、践行以《孝经》为代表的孝文化。孝文帝在普及推广《孝经》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翻译出鲜卑语《孝经》，并向全国正式颁发，令北魏社会上下都掀起一股学习《孝经》和践行孝道的高潮，播对整个北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契丹族建立的辽代，自辽太祖起就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大力学习中原王朝传统的孝道思想。他们通过统治者的率先垂范、诏令喜奖,宣传汉儒伦理道德观念等诸多途径，全面推行孝道教育。因此，“于家存孝,于国尽忠”成了一代风气 ,巩固了辽朝社会的统治基础,终使辽代政权垂续二百余年。

　　西夏党项皇亲宗室，崇儒尚文，钦慕汉族文化，认识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西夏书事》卷三十一卷)，并用西夏文翻译儒家经籍如《孝经传》《论语全解》《孟子》等，供子弟学习。西夏仁宗时令各州县设立学校，让众家子弟上学，读孔孟儒家学说，请有学问的儒家老师上课，赏赐优秀学员。同时还建立“唱名法”，教诲鼓励子弟，立“贤德”，读《孝经》，宣传贤孝之道。

　　孝道思想也随着儒学传播到海外。儒学最早传播到朝鲜半岛，大概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时代，中国在朝鲜设置了“汉四郡”，大致到“三国时代”，儒学传播到了当时的高丽、百济，然后传播到新罗。传入朝鲜的儒学主要是“五经”《论语》《孝经》等经典。如1419年朝鲜世宗即位后即大力倡导孝道思想，规定家有古稀老父的人可以免兵役，使他能够孝养双亲，尊崇朱子《家礼》，保证家庭、家族祭祀，以体现慎终追远的孝道。

　　越南黎朝(1428-1789)、阮朝(1803-1945)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达到独尊的地位，对越南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发挥其全面的作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孝悌、节义观念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广为提倡，成为治国的根本。《大越史记全书》载黎圣宗(1442-1497)根据儒家道德标准而规定士子应试的资格:“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黎圣宗于1485年颁布《敦礼义课农桑令》：“忠信孝悌之人，必用心嘉奖，民皆归厚，而革浇薄奸诡之风。”阮朝第一代皇帝阮福映曾在嘉隆三年(1804年)发布的诏书中称：“王者以孝治天下，而孝莫大于尊亲，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达孝也。”

　　华人移居海外后也把孝道思想传播到所在国家。十九世纪初，大量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当劳工。为了教育子女，华人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孝经》等儒家经典古籍。1888年创立的槟城南华义学，可被视为马来亚最早创办的华校。《南华义学条议十五条》第十三条说“来义学读书者，大半非为科名起见，如资质平常者，先读《孝经》，次读《四书》……”第十五条则说“每逢朔望日，业师需将圣谕十六条款，并忠君孝亲敬长诸事，明白宣讲，令其身体力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华人传承儒家忠君、孝亲、敬长的思想。马来西亚华人的民间信仰中还有德教，倡立“十章八则”作为德友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准则。所谓“十章”，即“十大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

　　印度尼西亚华人信仰孔教，认为父母、祖先就是天的代表，信奉孔教就是要信天拜天，行善行孝，祭祀祖先。印尼孔教的教规“八诚箴规”第五个就是“诚养孝思：立身行道，以显父命”，忠诚地提倡“孝顺”的观念。孔教会出版了各种资料(几乎全是印尼文)经典，包括“四书五经”《孝经》《二十四孝》等。

　　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仍然牢固地恪守儒家的道德信条，诸如忠、孝、信、义等。他们设立许多私塾、书院，都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集注》和《孝经》为教材。如19世纪末华人创办的“萃英书院”教学内容为《孝经》《四书》《五经》、中国珠算、格致之学，及以洒扫进退应对为主的儒家礼仪等，一般是先读《孝经》，次读《四书》。这使儒家思想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治国安邦之道和安身立命之本。20世纪80-90年代掀起儒学伦理教育运动，李光耀认识到新加坡当时的道德危机，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如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失落，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即是没有文化的人。1993年，由家庭委员会研究拟定五大价值观，即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以及和谐沟通，在新加坡社会广泛推行，而其中的“孝顺尊长”，就与中华传统孝道思想关联甚大。

　　三、对孝道思想的反思、批判与传承

　　孝道思想曾在历史上发生异化，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的愚孝思想，宣扬了一种无原则的对老者逆来顺受的愚孝行为。统治者把传统的孝道思想完全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孝道不再以是否有理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以是否以下犯上，维护贵贱，尊卑、长幼等级秩序为标准。所以到清代戴震就批评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戴震《孟子宗义疏证》卷上《理》)。孝道被统治者曲解为顺从和愚忠，人民对于孝的美好情操，被封建强权大大扭曲，并进一步演绎成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愚忠思想。这是对忠孝的最大歪曲，是统治者用以奴化百姓以维护其统治，且对人们毒害甚深的思想统治工具，必须加以批判，其余毒必须肃清。其实，《孝经・谏争章》中说过：“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其反对愚孝的观点是鲜明的，绝无一味顺从之意。

　　统治者所倡导的愚忠愚孝对人的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孝。《二十四孝》是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影响很大的作品，大约从宋金时期开始，到元代在民间形成了二十四个孝子故事，人称“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据此编撰成《二十四孝》一书，将二十四个孝子孝行故事固定化，配以图画和五言绝句，编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其内容有：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心痛、单衣顺母、负米养亲、卖身葬父、鹿乳奉亲、行佣供母、怀橘遗亲、乳姑不怠、恣蚊饱血、卧冰求鲤、为母埋儿、搤虎救父、弃官寻母、尝粪忧心、戏彩娱亲、拾桑供母、扇枕温衾、涌泉跃鲤、闻雷泣墓、刻木事亲、哭竹生笋、涤亲溺器，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正是明清以来,我国民间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孝故事的最初蓝本。其中的卧冰求鲤、为母埋儿、戏彩娱亲就属于典型的愚忠愚孝。“为母埋儿”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父母之食。盍埋此子。’及掘坑三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官不得取，民不得夺’，有诗为颂。诗曰：‘郭巨思供亲，埋儿为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郭巨埋儿尽管没有实现，但传达的意识是为了尽孝可以泯灭人性，甚至残害生命的思想，这显然违背了儒家“以仁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对此，方孝孺曾经写了《郭巨》一文，对此做了分析和批判：“郭巨埋子，世传其孝，嗟乎!伯奇顺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谓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辞其责。从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亲也，苟不以礼，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况俾其亲以口体之养，杀无辜之幼子乎?且古之圣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放麑不忍，君子羡之，况子孙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灭矣。其孝可以训乎?不可以训，其圣人之法乎?或曰苟为不孝，天曷以赐之金?吁!设使不幸而不获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以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已，有则奚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徼幸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明陆釴《贤识录》)该文对孝道有反思，也有匡正。文中体现了方孝孺以儒家恻隐之心为本，怜爱、尊重生命价值，又结合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郭巨之行是本末倒置，宣扬郭巨的所谓孝之行是乱名教。至于郭巨所以能够得金，在方孝孺看来，是一种侥幸的偶然，或是天上对于无辜幼儿的垂怜，而绝不是值得推崇的“孝行”。

　　“戏彩娱亲”云：“周，老莱子至性孝，奉养二亲，备极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有诗为颂。诗曰：‘戏舞学骄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气满庭帏。’”为了逗乐于父母，年过七十的老莱子假装摔倒在地，学稚童哭泣，以逗笑二老。有谁七十岁还能如此这般，似乎有点作秀之嫌，被鲁迅批为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从二十四孝的内容来看，有的并不符合传统孝道的本来观念，主要强调的是对父母愚昧的甚至奴隶一般的服从和奉献、牺牲，不能代表孝道的真精神，是一种伪孝、愚孝。如《孝经》强调的是重视生命，保护父母给予的自然之体，《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应珍视生命，而那些卧冰、恣蚊、割肝的行为是在伤残生命，显然与孝道精神相背离。孝道重视亲情，本于中庸之道，追求成德之教，提倡谏诤，但《二十四孝》中一些不近人情、不合人性的行为，统治者还要予以表彰，竭力推广，其目的当然是维护自己统治，毒害人民。所以，对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愚忠愚孝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其余毒必须肃清。

　　其实，这种愚忠愚孝的行为已经被一些统治者意识到，并做了某些调整。朱元璋欲“以孝治天下”，在推广孝道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元代以来郭居敬的《二十四孝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甚大，明初民间出现了不少极端的孝子孝行。据《明史•孝义传》记载：

　　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己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

　　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服长子三年。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仗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议旌表例。

　　礼臣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医药吁祷，迫切之情，人子所得为也。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制曰：“可。”

　　朱元璋制止了受《二十四孝》的消极影响在民间产生割肝疗亲、杀子救母等违背人性人伦的所谓孝行，重新提倡儒家的仁爱伦理，是明智的举措。

　　近代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批判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也大批特批孝道，这本来是有其历史合理合情之处的，但又矫枉过正，走了另一个极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蔡元培、吴虞、胡适、李大钊、吴稚晖、鲁迅等，他们围绕《新青年》杂志组成了自由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破天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在运动中，被冲击得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尤其是其中的孝道思想。陈独秀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总体性批判，指出：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李大钊指出：“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予治者以绝对的权利,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鲁迅揭露传统孝道思想异化了的虚伪本质，“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他举例指出:“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对儒家主张的礼、忠、孝等观念作了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忠”“孝”攻击最力，认为“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以遂君主、家长的“专制私心”，并历数古代由孝而生发出的“活埋其子”“自割其身”“大悖人道”之事的荒谬残忍，把纳妾制度、男尊女卑、专制婚姻以及国民的愚昧都归因于“孝”。

　　可是，自相矛盾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他在日记中把父亲称为“魔鬼”，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吴虞胜诉，把父亲赶出老宅，每月给二十元生活费。还把这事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后来父亲去世，女儿长大，吴虞与女儿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抱怨自己的女儿不懂事，字写的不好，怕她到北京上学拖累他。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200大洋，还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

　　在新文化运动新派人物批评传统文化，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也有很多有识之士重视传统文化。孙中山对孝道也特别推崇。他曾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

　　建国初期，孝道受到党和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尊奉。毛泽东在母亲逝世后三天内，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至性流露、沉郁平实、深情切切的《祭母文》，高度赞扬母亲的高尚品德，“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最后，他还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他对革命干部孝道方面也很重视，说：“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肯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字字句句回忆了母亲平凡伟大的一生，并深情地写道：“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1965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向朱德提问：“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脱口而出“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革命领导人在为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操劳时，也没有忘记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

　　但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批判孔孟之风的吹起，特别是70年代批林批孔，孔子孝道被当做“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以致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多对孝道甚为淡漠。虽然的农村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丧葬礼仪，知道老人死了，子女们“穿白戴孝”才叫尽孝心，孰不知这些只是孝道礼仪外在的形式，人们对孝道的深刻内涵已经不甚了了，在现实中也就谈不到尽孝了，直接导致整整几代人敬老、养老、助老、爱老的意识淡化，孝风江河日下。

　　四、孝道的普遍价值与现实意义

　　孝道是人类世代繁衍过程中家庭的养老抚幼的自然功能的反映，同时又是人类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人道基础，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所谓孝，乃是普天之下的常道，放之四海而准，具有超越时空、超越阶级、超越国界的普世伦理价值观，普遍都能适用，必然与人类存在共始终，它不会因时空条件的改变而被否定。因为孝亲是人的自然本性，无论你是什么肤色、什么民族、什么文化背景，只要人，都是父母所生，都有孝亲的基因，只是其他文化当中不如我们中国文化这么强调罢了。罗素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维系家庭的和睦、完整，促进社会和谐、国家治理，而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是以《大学》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既然国之本在家，治国首先就要从齐家开始，社会治理要从家庭发端。现今社会乱象纷呈，探其原因，主要是孝道思想的遗失，使人们不能体认孝道真义，不能实践孝道，造成家庭伦理颠倒悖乱、家庭破裂、单亲家庭猛增，进而造成空巢老人、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现象。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使大家重新深刻体认孝道价值，重建家庭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

　　孝道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孝道是确保家庭和睦的最纯粹的情感基础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让孝道成为家风家教，成为随着血脉延绵长久的道德传承。虽然我们现在进入了以工商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但是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奉养父母对于家庭的和谐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而且成年人孝敬父母对末成年人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使子女在家庭得到社会化的学习训练，使他们长大后很快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20世纪以来，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与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封建礼教，中国大陆传统几代同堂大家庭越来越少，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家庭伦理问题，老人无赡养、子女教育缺失、夫妻不和以及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只有每家每户的和睦才会有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稳定，所以必须对家庭伦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新加坡曾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一方面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的失落，犯罪、吸毒、色情、嘻皮、离婚、堕胎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吃苦，怕脏怕累，不赡养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新加坡领导人强烈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觉擦到传统大家庭的逐渐解体消弱了东方传统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家庭既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三代同堂大家庭的消失，必然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新的社会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于是，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新加坡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文化再生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以及道德教育改革，极力倡导东方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儒家的精神遗产，在全国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从而一度掀起盛况空前的儒学复兴高潮，这对新加坡现代化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讲究孝道，令子女奉养父母，也可以有效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减轻社会的压力，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以及个人独立意识增强，一定程度地出现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很多人的孝道意识越来越渐淡漠，独生子女的孝亲状况尤其令人担忧，以致不少人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顺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等不道德思想快速滋长，传统孝道观极力推崇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当代社会日渐淡化，出现了很多不敬不养的案例。老年人信奉的那一套被年轻人摒弃，两代人鸿沟越拉越大，与父母疏远使养老尽孝观念淡化，“空巢老人”成为社会的焦点，家底越来越实，生活越来越好，但老人们都感觉到内心越来越孤独、亲情的温度越来越低。在农村，由于各种原因，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日益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拒付赡养费。主要是老人与子女、儿媳间存在种种矛盾，且长期无法解决，致使子女对老人产生怨气，心中产生了不弄清是非就不给赡养费的想法。二是虐待老人。被赡养人因无经济来源，又无劳动能力，一切衣食住行全靠子女来照顾，久而久之，子女把老人当成了负担，但迫于舆论压力，对老人欲撵不能、欲留不愿，于是经常指桑骂槐，故意惹老人生气。三是子女间互相推诿。有的子女嫌弃老人，宁愿掏赡养费也不愿接纳、侍奉老人，推来推去，无人接收，便将老人撵出门外，放弃赡养老人的责任。长此以往，定会造成农村社会秩序的混乱，正如《孝经》所说：“非孝者无亲，大乱之道也”，孝与社会治乱有着莫大的关系。

　　“百善孝为先”，“孝者，德之本”，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做仕么事，都要以德为本，而孝又是德之本，因而孝是根本之根本，也是所有善行的基础。孝产生于自然亲情、萌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一切德行都从孝心生发出来，成为人生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德行。树有根，水有源，祖先父母是我们的生命的源泉和根本。我们对父母有孝心，爱敬父母，才能家庭和谐。只有家庭和谐，才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这种基于孝心的仁爱推广到普天之下，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其中中华传统美德突出了孝悌、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因此，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复兴以孝道为代表的传统美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人想要做大事情，担当大使命，成为报国利民的栋梁之才，就要从孝这个德本做起，努力培养自己的品德，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如果道德文明出现短板，个人将无法立足于社会，国家也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需要我们重新提倡孝道，对之认真研读，躬行实践，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使孝道思想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人民的幸福安康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暨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等。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经学研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儒学新诠》等著作。本文原载《云梦学刊》2022年第6期，第8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