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与弘扬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孔孟之乡 发布时间:2023-05-22
摘要:这道圣旨,由表彰孟子之伟大,继而表彰、追封孟子父母,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这是自历史记载以来,孟母有封号的开始。

  摘 要:出现于西汉的孟母教子系列故事,到元明时期越发被人们所认可与推崇:中央统治者对孟母持尊崇态度、对孟母进行册封,这为地方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故事提供了有力支持;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撰写的大量文章中,也对孟母教子故事进行了阐述和赞扬;而在学校、家庭生活中,则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孟母教子故事进行了普及;在民间,孟母教子故事通过杂剧、散曲等贴近百姓生活的形式为人们所熟知,这为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与弘扬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孟母教子;传承;官方;民间

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与弘扬

  在山东邹城孟庙的石刻中,有一块石碑被称为《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该碑记载了元代延祐三年,元仁宗褒崇孟父、孟母封号的一道圣旨,在其碑阴还刻有《追封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碑阴之记》。这道圣旨,由表彰孟子之伟大,继而表彰、追封孟子父母,认为虽然孟子为“命世亚圣之才”,也得力于父母的教诲。圣旨最后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这是自历史记载以来,孟母有封号的开始。

  赐予孟母封号,并非突然之举,在历史上有着很长时间的酝酿。据考证,孟母教子系列故事——三迁、断机、杀豚、休妻、忧齐,从西汉陆续出现[1],之后在各朝代均有流传,从未间断。从这些记载及评价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孟母的赞誉。到元明时期,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及评论,较之前代,呈现出愈加丰富的局面。孟母教子故事被广泛记载于元明时期的各类文献之中,甚至出现于百姓日常观看的戏曲之中,孟母这一伟大母亲的形象,也越发为人们所推崇。为何在元明两代,有关孟母的记载会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局面?这还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一、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流传的时代背景

  元代延佑元年,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并规定考试内容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儒学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使得包括孟子在内的历代大儒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及封号。可以说,元代对孟子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孟庙保存的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元代八思巴文《“皇元圣制”碑》。该碑碑文由汉字和八思巴文组成,完整记载了元文宗至顺二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的一道圣旨: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孟子,百事之师也。方战国之从衡,异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观夫之书,惓惓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论;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诐行而放淫辞。可谓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矣。……可加封邹国亚圣公。

  主者施行。

  至顺二年九月 日

  圣旨对孟子高度赞扬,称孟子“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为“百世之师”。从此,孟子便有了“亚圣”的专用封号。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其文化基础是游牧文化。在元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采取打压的限制性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统治者越发认识到,“仅仅依靠单一且知识结构脆弱的游牧文化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2]。于是,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拒斥开始逐渐接受。从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以及册封孟子等诸多事件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蒙古族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的接纳。

  元文宗封孟子为“亚圣”的这一诰封,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子的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作为“亚圣”的母亲——孟母,也得以被封为“邾国宣献夫人”,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3],朝廷对孟子、孟母的重视,也引起了民间传播、研究孟母教子故事的热潮。

  到明代,孟子地位遭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因为明初皇帝朱元璋贬斥孟子,孟子思想较前代有些暗而不彰。虽然如此,孟子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依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从而保证了孟子和孟母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应有地位[4]。而孟母也开始越发成为中国伟大母亲的典范与代表。

  综上可见,随着孟子地位的不断提升,抚养、教育孟子的伟大贤母——孟母的形象也越发受到重视、越发深入到人们心中。基于此,孟母教子故事被更为广泛地流传,而且细节也愈加丰富、完善。下面,我们从官方、知识分子、学校和家庭、民间等几个层面,来分别考察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流传情况。

  二、官方对孟母的尊崇及对孟母教子故事的弘扬

  在文章开始,就已提到《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其碑文曰: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朕惟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余岁,而道统之传独得其正。虽命世亚圣之才,亦资父母教养之力也。其父夙丧,母以三迁之教励天下后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可追封其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

  主者施行。

  延佑三年七月 日

  这一圣旨的颁布具有重大意义,是元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孟母功绩的明确肯定,表达了官方对于孟母的尊崇态度,这也为元代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故事提供了有力支持。元代地方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孟母安葬地为之树碑、重修断机堂,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孟母塑像。

  元代元贞元年,邹县尹司居敬专门为孟母墓树碑,并请专人撰写《孟母墓碑》碑文[5]。该碑文对孟母进行了大加赞扬:

  孟子夙丧其父,操心危虑患深,以达於大圣大贤之域,系母训是赖。因表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为人母者知所取则焉。

  至元三年,部使者杨国贤重修断机堂。至正四年,邹县耆儒同孟子第五十二代孙孟惟让,请艺人泥塑孟母像,祀于断机堂。此为孟母有塑像之始[6]。

  到明代,随着孟母教子故事的广泛传播,孟母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孟母不仅获得了专殿祭祀资格,而且孟母祠、孟母墓也得到官方不断地修缮。

  弘治十年,明孝宗下诏在孟庙东侧建宣献夫人殿,从此,在孟庙内始有专殿祭祀孟母;嘉靖二十七年,孟氏六十世举事孟承义等,重修亚圣祖妣祠堂,并绘塑孟母像于其中;万历二十五年,邹县知县王一桢整修孟母墓,并派人营守墓地[7]。

  在嘉靖三十一年时,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鹗为孟氏修志,他以“孟母三迁”故事来命名该志,名曰《三迁志》。史鹗解释道:“志名三迁,厥义何在?蒙养以正,由于母爱。”

  在明代,来邹县为官者,或是途经邹县的官员,大多会去拜谒孟母和孟子,其间,留下了许多歌颂孟母教子的文献资料[8]。如礼部尚书于慎行《谒孟庙》诗曰:“邾城旧里记三迁,银榜朱扉大道边。行地江河疏圣派,谈天奭衍闭言筌”;吏部主事董应举《谒孟庙》诗曰:“孰知万古趋跄地,辛苦三迁不可忘。”此外,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锺化民在祭孟母时,也对孟母大加赞赏:“不有三迁之教,孰开浩然之圣?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来,一人而已。”还有邹县县烝邓原忠作《孟母断机祠赞》,文曰:“人谁无母?克教者稀;间或有焉,孰喻以机?父而教子,且有未至;矧为母者,罕闻于世。”

  万历二十六年,安正堂著名刻书家刘双松刻梓印行了关于孟子言行的图集——《孟子全图》,其中有两幅图介绍了孟母教子故事,在图片旁边,他配文称赞道:

  贤哉孟母,教子义方。三迁择里,学宫之傍。嬉戏礼仪,乃役俎豆。退逊雍容,异乎群流。(第二幅)

  爱子之心,天地同德。视学无成,以刀断绩。勉之至矣,励之以严。学勤不息,遂成大贤。(第三幅)

  刻本的印行,提升了孟母教子故事的知名度,为当时人们了解孟母的事迹提供了较为权威的资料。

  三、知识阶层对孟母教子故事的赞誉

  在元明两代,知识分子阶层对孟母教子故事亦大加赞扬,留下了不少文献资料。

  在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中,对于孟母教子故事的记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完整地记载该故事,二是在撰写评论时,间接提到该故事。

  直接记载孟母教子故事的情况比较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陈士元的《孟子杂记》一书,完整收录了孟母教子的五个系列故事,这五个故事“集体亮相”,恐怕是历代著作中唯一一次。此外,在《诗集传名物钞》(元代许谦著)、《清河书画舫》(明代张丑著)、《诗传大全》(明代胡广等著)、《诗经疏义会通》(明代朱公迁著)、《诗传旁通》(元代梁益著)、《山堂肆考》(明代彭大翼著)、《易经蒙引》(明代蔡清著)等著作中,均记述了孟母教子的某一或某几个故事。

  而在评述、阐发观点时,许多文章也会提到孟母教子故事。如元代李简著的《学易记》在讲述“家人卦”时,提到了“忧齐”的故事;明代叶山的《叶八白易传》在解“归妹卦”时,也提到了这段故事。明代邦奇所著《苑洛集》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吾孙幼有至性,……见吾拊琴归,以两手作势,告其母爷爷如此。吾闻之叹曰:此孟母所以三迁也。[9]

  邦奇之孙因善于模仿别人,让邦奇联想到环境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性,由此,作者对“孟母三迁”进行了赞扬。无独有偶,在明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王翰传》中,也借华母崔氏之口赞扬了“孟母三迁”:“华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10]

  在评论社会现象时,也有提到孟母教子的相关论述。明代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云:“观孟母三迁之教,于今为烈。”[11]明代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中谈“礼”的问题时说:“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识,若敬姜孟母者,无忝于男子。”[12]

  和孟母教子故事相关的记载,不可胜数,如元代郝经的《郝氏续后汉书》,明代陈耀文的《天中记》、冯琦的《经济类编》、黄淮的《历代名臣奏议代治道》,吕天成的《曲品校注》、焦竑的《澹园集》、张次仲的《周易玩辞困学记》、董斯张的《广博物志》、陶宗仪的《说郛》等著作中,均有相关记载,不再一一赘述。

  四、学校、家庭生活中对孟母教子故事的普及

  在元明两代的学校教育和日常家庭生活中,也常出现孟母教子故事的身影。正如有学者指出,“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在本质意义上,不是依靠文字记载,而是依靠实实在在的言传身教。从文字记载的角度考察孟母教子故事,只是做学问的方式。孟母教子真实的内涵在于言传身教,真正的精神在于不言之教。”[13]所以说,将孟母教子的故事,通过“言传身教”的教育和生活方式进行普及,更能深入每个人的心中,达到“日用而不知”的效果。

  起源于宋代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元明两代广为普及,成为古代“蒙学第一书”。《三字经》被当时的学校所广泛使用,而文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一句,更是给处于启蒙阶段的孩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家庭生活中,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播普及,则主要体现在家族贺寿词和墓志铭里。

  贺寿词中,如元代胡助的《王致道母寿七十》说:“断机齐孟母,跃鲤继王祥。”[14]明代叶春及的《曾母寿序》中道:“百世下所为称孟母者,谓善教而令子大儒也。”[15]此外,如明代王世贞的《题孟里图寿尤母》、余继登的《赠唐宪副母夫人寿》、贺复征的《寿李于鳞母太夫人序》等贺词中也皆以孟母为榜样。

  墓志铭中,元代汪泽民的《挽吾夫人汪氏》称:“鹤发承颜有宁馨,久知孟母着仪刑。”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湛贤母陈太孺人墓碑》中提到了“断机”一事:

  昔者孟母断机以励其子,盖不归者几年,君子不以孟子为失养,孟母为非训。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之又未尝违乎养也。故湛母,贤母也;湛子,孝子也。[16]

  另如《孔宜人挽章二首》(元代陈高著)、《杜夫人墓志铭》(元代陆文圭著)、《仇母阎孺人墓志铭》(明代何瑭著)、《姚处士并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明代孙承恩著)、《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议稷峯章公墓志铭》(明代刘宗周著)、《故刘弘远妻徐氏墓志铭》(明代吴宽著)、《石火篇为萧樵葬母作》(明代刘菘著)等墓志铭中也提到了孟母及其事迹。

  五、民间孟母形象的演变及孟母教子故事的流传

  伴随官方和知识阶层对孟母的推崇,民间社会对于孟母形象及孟母教子故事的描绘,较前朝也愈加丰满。这主要体现在当时民间流行的杂剧、散曲当中,在这些生活娱乐题材中,孟母教子故事更是跃然纸上。

  先说杂剧和散曲,宋元之际便有了南戏《孟母三移》,元代有戏剧《守贞节孟母三移》、明代有徐应干创作的杂剧《三迁记》,等等,都将孟母教子故事直接搬上了舞台,使之更加贴近市民百姓生活。还有一些杂剧,虽然不是以讲述孟母教子故事为主,但间接提到了该故事,如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第二折中:

  (包待制云)噤声!你可甚治家有法?想当日,孟母教子,居必择邻;陶母教子,剪发待宾;陈母教子,衣紫腰银;你个村妇教子,打死平人。你好好的从实招了者![17]

  白朴的《墙头马上》有一段道:“(尚书云)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似三移孟母。”[18]另,元代秦简夫的《剪发待宾》、关汉卿的《状元堂陈母教子》、郑光祖的《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以及一些佚名作品如《冻苏秦衣锦还乡》、《郑月莲秋夜云窗梦》中,均有提及孟母教子故事。

  除了杂剧、戏曲之外,民间社会还以其他方式纪念着孟母教子的事迹,比如,以孟母命名的地名也见诸于元明时期的文献资料之中。明代李维祯纂修的《山西通志》中,记载了孟母庙、孟母故宅、断机堂的情况[19];明代薛凤祚的《两河清汇》中还记录有“孟母泉”[20]。

  在一些堂铭中,也会提到孟母教子故事,如元代鲁贞的《居厚堂记》中说:

  王道衰,浇风作,川谷异,制生民异习,而圣人有择里之言,孟母三迁为是故也。[21]

  又如,在一篇拾金不昧的感谢信(《叶母还金赞》)中,也写道:“古称善教,孟母其至。”

  总而言之,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流传相当广泛,涉及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亦十分丰富。由此可见,在元明两代,孟母教子故事越发被人们认可和推崇,而故事的主角——孟母,作为一位成功女性、伟大母亲的典范,愈发深入人们心中,指导着人们的言行,浸润于人们的心灵,发挥着她独特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13]杨海文.孟母教子:从故事到传统.光明日报[N],2017-06-17:(11).

  [2]尹晓红.论儒家思想与元代蒙古族文化[J].语文学刊,2010,(4):136-138.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86.

  [4]周淑萍.从孟子林庙明代石刻看孟子在明代的社会地位[A].2013中国历代碑刻及碑刻文献研讨会[C].2013.258-263.

  [5][6][7][8]刘培桂.历代对孟母的尊崇与封谥[J].齐鲁学刊,1994,(4):119-122.

  [9][明]辛文房.唐才子传[M].四库全书(第45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14.

  [10][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M].四库全书(第65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7.

  [11][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M].四库全书(第9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4.

  [12][元]胡助.纯白斋类稿[M].四库全书(第121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24.

  [14][明]叶春及.石洞集[M].四库全书(第128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2.

  [1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43.

  [16]北京大学中文系《关汉卿戏剧集》编校小组.关汉卿戏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67.

  [17]王文才校注.白朴戏曲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74.

  [18][明]李维祯.山西通志[M].四库全书(第54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3.

  [19][明]薛凤祚.两河清汇[M].四库全书(第57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55.

  [20][元]鲁贞.桐山老农集[M].四库全书(第121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7.

  [21][明]孙承恩.文简集[M].四库全书(第127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28.

  作者简介:

  刘晓,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孟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数篇。本文原载《文化学刊》。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首页 | 资讯 | 文化 | 旅游 | 儒商 | 名人 | 宗教 | 曲艺 | 武术 | 碑学 | 图片

© 2006-2024 孔孟之乡 版权所有

鲁ICP备06020822号

电脑版 | 移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