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与传统文化 我们要从一首称之为《村学诗》的诗开始今天的蒙学讲座。大家知道,诵读是传统启蒙教育中最经常的情形。为了更加贴近我们的对象,感受传统启蒙教育的实情,我们就将这首诗朗读一下: 村学诗[清]郭臣尧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想想看,这首诗说的是一天中什么时候的情形呢?是的,傍晚时分,村头的老树上,成群的乌鸦在晚风中鼓噪。学堂里,即将结束一天学习的孩子们,怀着就要回家的兴奋心情,扯开喉咙,卖劲地、最后一遍地大声朗读着课文。读的是什么呢?读的是“赵钱孙李周吴郑”,读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读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这是中国古代的两种识字读本,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正是从识字开始的。 “千字文完翻鉴略”,《鉴略》是明朝万历年间李廷机编写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启蒙课本,因为用五字一句编写而成,所以又名《五字鉴略》,或者叫《五言鉴》。“百家姓毕理神童”,《百家姓》读完了读《神童》。《神童》指的是相传北宋神童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其中有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读的与众不同,是“大中”,也就是“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这些儒家经典,本来不是启蒙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所以即便是聪明的孩童,初学时也不过是一日三行,进度非常缓慢。 这首诗把中国传统启蒙课堂里的情形,表述得非常典型和集中,传达得非常生动和形象。传统启蒙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在这首诗中描述得很清楚。我们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了解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活标本。 这首诗出自清朝郭臣尧的《捧腹集》,这本书我只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个手抄本。它包括14首七律,即每首八句,每句七字,共56个字,全书也不过784个字。所谓“捧腹”是用手捧着肚子,形容大笑的情态。实际上,郭臣尧的《捧腹集》描写的都是塾馆中的生活,特别是塾师居处简陋不堪,教学条件艰苦,塾师远离亲人、孤苦寂寞,饮食粗劣,蒙童顽皮,描写的是塾师的艰难困苦,辛酸苦痛,一点也不好笑。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也被称之为蒙学。“蒙学”这个词,最早出自清朝末年的孙诒让,是一个较晚才出现的词汇。什么是蒙学?我们先看两个权威辞书的定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封建社会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辞海》:“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 这两本辞书的定义,都把蒙学的概念狭隘化了。实际上,“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传统启蒙教育的省称。所以,蒙学不是一栋建筑,不是单纯的教学组织机构,不是一所学校,而是特指我国古代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学的主体和对象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的定义,都不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对再权威的专家和辞书,我们都不能盲从,不能轻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保持警醒,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习惯运用这样的理性,并有能力运用这样的理性。 接受启蒙教育的儿童称作童蒙,这两个字互乙,称蒙童也成立。童说的是儿童,说的是幼稚,蒙则强调的是无知少识。 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被称为塾师。在旧时,塾师有众多不同的称谓。一般称塾师、馆师、蒙师、学师、蒙馆先生、训蒙先生、教书先生、书师、教读,这些称谓着重塾师的工作性质而言,属于没有褒贬的中性。家塾中尊称塾师为西席、西宾、馆宾,更正式的则称西席夫子。传统的学塾,往往位于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塾师因此有村学究、三家村夫子的谑称。学塾中的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10多岁,正是好动顽皮的年龄,塾师也被戏称为猢猴王、孩子王。在很多人眼里,塾师年老力衰,学问浅薄,眼光狭隘,思想固陋,因而以老学究、冬烘先生相讥讽。 传统启蒙教育中的用书,无论是曾经用于教学的教材,还是一般的读本,在过去统称作蒙书,也称之为蒙养书、小儿书,也有像陆游那样,称作村书的。因为在启蒙教育阶段,识字是基本的、主要的内容,也有的称之为“字书”。 有一种说法,说蒙学又称小学,这种说法不错。但我们也不能把传统的小学和蒙学完全等同,不能在历史文献中,只要遇到小学,就把它理解为蒙学。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所指。按照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的说法,小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指8岁离家外出就学,学习儿童要掌握的各种最基本的礼仪;汉代则是指学习《仓颉篇》、《急就篇》这样的识字读物;宋代则特指朱熹和他的学生刘清之(字子澄)合辑的《小学》一书;而清代则是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就是弄清楚每个文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治学特别是研究经学的基础,所以称之为小学。如果说前三种“小学”,与我们所说的启蒙教育,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话,那么,清代的小学,则与这一概念相去甚远了。
![]()
徐梓 《三字经》 《三字经》全书只有一个主旨、一个灵魂,那就是劝学,也就是劝导人们学习的意思。直言之,《三字经》就是一篇劝学文献。 《三字经》开篇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从人性开始强调教育的必要,说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有关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都是从人性论开始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无论是孟子的“求放心”,还是荀子“化性起伪”,都在强调善良本性的保持、光大需要教育,恶的人性的驯化、遏制更是离不开教育。此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大都依沿孟子和荀子的逻辑,展开教育必要性的论述。 《三字经》很显然承袭的是孟子“性本善”的思想,“苟不教”如果不加教育,“性乃迁”善良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到这都是谈论教育的重要性;“教之道,贵以专”谈的是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教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再就是以孟母教子和五代窦禹钧教成五子的事例,说明父教师严的意义。 《三字经》不仅劝导人向学,而且指出了具体的学习内容;不仅指出了具体的学习内容,而且这部分篇幅特别大。由于这一部分内容过大,甚至与前后严重不平衡,以至于很多人简单地把它的内容逐一论列,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三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反倒认识不清了。 传统启蒙教育以养成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为目标,对蒙童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习惯教育,一直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但《三字经》在这方面着墨不多,只是强调了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而且只是分别举了孝和悌的一个例子,这就是“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这两个事例一方面具有贴近日常生活、亲切可行的特点,另一方面9岁的黄香和4岁的孔融,也适合做刚进学接受启蒙教育学童的榜样。《三字经》极少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主要以知识的传授为主,使得这篇文献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传统的伦理道德日渐陈腐之时,它也依然能成为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效入门书。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中国古代学人有追求博学的传统,为了方便记忆,往往将各种知识“以数为纲”编排。所谓的“以数为纲”编排,就是用数字式的题目对知识的主题作出提示性概括,然后详细列出具体的知识内容。数字式的题目如“三才”、“三光”、“四时”、“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单明了,便于记忆。《三字经》还将相关的知识,巧妙地组织在正文中,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这些内容,是中国传统知识浩瀚海洋中的一粟,但也是最常见、最有必要首先掌握的基础知识,具有举要的性质。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字经》说到了“三纲”、“五常”,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但并不像一些人所指斥的那样,《三字经》是在宣扬三纲五常,而重点是告诉人们,什么是“三纲”、“五常”,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以劝学为旨归的《三字经》,在说及学习的内容时,自然不会遗漏我们民族的经典。《三字经》关于经典的学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经典的学习,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后一种经典的学习,要以前一种作条件,为基础。二是《三字经》作者视野开阔,没有把学习的范围局限于几部儒家典籍之上。除了《小学》、《孝经》、《四书》和《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外,也号召阅读荀子、扬雄、文中子以及老子、庄子“五子”的著作。 《三字经》通过叙述历代王朝更替,具体说明了历史学习的内容。《三字经》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王朝兴替、历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尽在其中。人们称《三字经》是一部“袖里《通鉴》”,说它是一部高度浓缩的、袖珍本的中国通史,就是针对这部分内容而言。由于王朝不断更替,《三字经》有必要在朝代变革之后,继续利用它有效的形式,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内容,以适用变化了的形势。所以,后世人们对《三字经》改编、增补最多的,也集中在这一部分内容。 《三字经》不仅强调学习的必要,而且用了大量的篇幅说明要学什么,由于这个内容的出现,而且分量特别大,使人们忘记了《三字经》的宗旨,忘记了它是干什么的。《三字经》的作者好像考虑到后人会有这样的遗忘,最后列举了各式各样人的勤学故事。在这些事例中,有不耻下问的“圣人”孔子,有持续研读《论语》并用于经国济民实践的贤臣赵普,有家庭极其贫穷、因陋就简学习的路温舒、公孙弘,有“囊萤映雪”的车胤和孙康,有在艰苦条件下勤学不辍的朱买臣和李密,有悬梁刺股、警心自励的孙敬和苏秦,有27岁始发奋读书的苏洵,有82岁才考中状元的梁灏,更有7岁的李泌和刘晏、8岁的祖莹,还有蔡文姬和谢道韫这样女子。这里有圣人,有重臣,有平民,有富豪,有老人,有小孩,有男人,有女人。《三字经》这里之所以殷切致详,来回反复,不过是要以此说明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你富贵贫贱,都有学习的必要,都不能以任何借口规避学习。这样广为举列事例的做法,既能教授历史知识,也能激劝学童,而且与开篇的主题相呼应,使得全文劝学的主题更加凸显和鲜明。 这还不够,在这些例子讲完了之后,《三字经》又用一段近似格言警句的句子,以做全篇的总结:“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除了再一次强调学习的必要性之外,也呼应主题,突出主题。所以,从整体来看,《三字经》是一部劝学文献的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百家姓》 《百家姓》是一部介绍姓氏的蒙书。我们中国的姓氏,除了极个别的复姓之外,一般都不重复,所以它也很适合用作启蒙识字。可以说,《百家姓》具有介绍姓氏和识字教学的双重功用。 我们说三、百、千,《三字经》通篇用三字一句写成,所以叫《三字经》;《千字文》全篇用了一千个字,所以叫《千字文》。《百家姓》为什么叫《百家姓》呢,是它收录了一百家姓氏吗? 《百家姓》收录的姓氏数量,各种不同的版本不同。最早的、字数最少的《百家姓》,只有472个字,除了篇末的“百家姓终”之外,还剩下468个字。这468个字,包括30个复姓和408个单姓,所以《百家姓》只收录438个姓氏。所以,千万不能望文生义,认为《百家姓》收录有一百个姓氏。 《百家姓》收录了438个姓氏,它不叫438家姓,也不取整数叫四百家姓,为什么叫《百家姓》呢?这里涉及到古人计数的特点。 古人对于人物之多,事务之繁,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约之以百”,比如说百工、百物、百货、乃至百姓。其他如百废俱兴、百发百中、百战百胜等等。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形容其多,古人就往往用三百或三千来表示。比如《礼记》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史记》说孟尝君自称有食客三千人,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春申君有门客三千人,吕不韦“至食客三千人”,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说。这里所谓的三千,是用来表示数目之多,并不一定限于三千之数,也不一定足于三千之数。孔子“三千弟子”,也是如此,这时是不能胶柱鼓瑟、拘泥于文字,把虚数当作实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