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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贤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孝是整个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在语源学意义上，孝的初始含义是敬老爱老、事亲善行。《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尔雅·释训》：“善父母为孝”。但是，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往往认为孝是人类先验的天性，类似于莱布尼茨哲学意义上的“预定和谐”。譬如，《孝经·圣治章》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吕氏春秋·节丧篇》又云：“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朱熹也认为：“能事父孝，则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则事地之理自然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43页)其实，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人猿相揖别”以来就已经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儒家思想史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讨了孝论的基本内涵，曾子继而加以完善与发展。孝是“至德要道”，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儒家孝论的思辨性有所增强。
一 根据钱穆先生的考证，曾参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05年——前436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94页)曾参父子同为孔子弟子，但曾子入孔门的时间比较晚，可能是在孔子结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曾子比孔子小46岁，在孔门弟子中年龄最小。在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去世之后，曾参成为在道统上继承与传播孔子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对曾参也寄予了殷切希望，在先秦典籍中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师徒之间的对话。譬如，《大戴礼记·主言》篇记录的全是孔子、曾子问答之语。在“孔子闲居，曾子侍”之时，曾子问：“敢问何谓主言?”“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敢问何谓七教?”“敢问何谓三至?”此外，在《礼记》、《孝经》中也可见到大量的师徒之间的问答。曾子在多年的学生生涯中，逐渐也摸索出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向老师提问的决窍：“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疆争也。”(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立事》，中华书局1983年版)公元前476年，曾子为孔子守丧结束后，开始在故乡设帐，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广泛传播孔子学说。在儒学发展史上，正因为曾子肩负传道者的重任，在先秦典籍中存在着大量的孔子、曾子言词非常近似的材料： 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曾子说：“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 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 曾子说：“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则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矣。”(《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立事》)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曾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 语言文字上的相似与雷同，恰恰间接证明曾子在儒家文化薪变流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正如元朝文宗所赞：“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独得其宗，盖本于诚身而已也。观其始于‘三省’之功，卒闻‘一贯’之妙，是以友于颜渊而无愧，授之思、孟而不湮者与!”(《山东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曾子志》第三章《历代颂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的内容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多有相似之处： 例一，郭店楚简《缁衣》简文：“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索，其出如□。故大人不倡流。《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故大人不倡流”一句，在《曾子立事》篇记为：“君子不唱流言”，《礼记·缁衣》篇记为：“故大人不倡游言。”流言即“游言”，即无根据的言论。 例二，郭店楚简《缁衣》简文：“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曾子立事》谓“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 楚简《缁衣》和《曾子立事》都强调言行应一致。 例三，郭店楚简《六德》篇：“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君子于此一偏者无所废……。孝，本也。下修其本，可以断讪。”(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曾子大孝》篇谓：“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孝经·开宗明义》又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伦理教化之本，三种文本的论点基本一致。 学界普遍认为，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竹简写成的时代应当更早。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曾被其它先秦文献所征引。譬如，《荀子》和《吕氏春秋》皆引用《曾子》文句。据此推断，《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当是先秦文献，其写作时代早于郭店楚墓竹简，两者的思想内涵呈现出前后相续的逻辑关系。 二 曾子以孝论著称于世，其孝论源于孔子，泽披孟、荀。总括其要，曾子孝论包含以下几层义旨： （1）养亲 《诗经·小雅·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为抚育子女成人，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子女成人后当思鸟兽反哺之情，尽其所有供养双亲，使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得到满足，这是曾子孝论最低限度的要求：“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王利器：《新语校注·慎微》，中华书局1986年版)“曾子养曾晰，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晰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昏定晨省、嘘寒问暖，是子女每日应行之礼节。为双亲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须臾不可忘怀之养亲之道。“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七，第七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青山不老，韶光易逝。俟至子女成人，父母年寿已高，在世之日有减无增。子女养亲应有紧迫感，安身处世应以如何才能奉养好双亲作为其基本价值尺度。“亲戚既殁，虽欲孝，谁为孝?年既耆艾，虽欲弟，谁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其此之谓与!”(《大戴礼记解诂》卷五《曾子疾病》)基于此，曾子提出了一个入仕原则：父母在时，子女应“不择官而仕”。“故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彀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韩诗外传集释》卷七)他在莒国任低级官吏，俸禄只不过是三秉小米，却没有嫌弃，而是“欣欣而喜”，因为双亲可以享用，人生价值已得到实现;父母亲去世后，齐国、晋国、楚国竞相聘他为官，俸禄优渥，但曾子却“北向而泣涕”，其原因在于父母已辞世。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之时才想起奉养双亲，那是一种不孝行为。 （2）敬亲 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之别就在于人类有伦理道德观念。孔子尝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从物质生活上供养双亲仅仅只是人伦之孝的初始要求，只有建立在忠心敬爱血缘情感之上的孝亲，才是孝道深层底蕴，否则与禽兽生理本能并无性质上的区别。曾子把孝分为三大层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大孝》)这三大层次实际上也就是孝之三境界。“尊亲”即敬亲，何谓“敬”?曾子自释：“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立孝》)“敬”的基本含义为忠心之爱，敬亲是指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上的敬爱之心。学生单居离问曾子：“事父母有道乎?”曾子答：“有，爱而敬。”(《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事父母》)敬亲是养亲的伦理尺度，敬亲前提下的养亲才合乎人伦之孝。《盐铁论·孝养》篇载：“周襄王之母非无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晰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礼，小人贪其养。夫嗟来而招之，投而与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无其礼，虽美不食焉。”周襄王位居九五之尊，天下为家，应有尽有，但仍然蒙受“不孝”之恶名，其原因就在于周襄王之孝只不过是一种“养口体”之孝，而不是“养志”之孝。这恰如《庄子·外物》篇所论：“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孟子·尽心》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曾晰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异也。’”曾晰喜食羊枣，曾子因而忌食羊枣，以示对父敬慕。这种做法虽然已趋极端，但恰恰说明曾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基于血缘之爱、内心之情基础上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与禽兽略无差异的“养口体”之孝。学生公明仪问曾子：“夫子可谓孝乎?”曾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大孝》)孝是一种生命境界，曾子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直养者”，属于最低层次，算不上是一个“孝者”;真正的“孝者”是“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曾子自我评价为“直养者”，这当然是曾子的谦逊之词。但由此可以看出，曾子所说的“敬亲”不是三、五天就可以实现的，它指的是一种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人伦境界。 （3）谏亲 曾子主张应将孝亲建立在敬亲爱亲的自然情感上，但因此也引发出一个问题：如果父母尊长言行不当，子女应当如何做才符合孝道?曾子曾经就此问题请教于孔子，“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卷十五)天子有谏诤之臣，虽遭乱世能保天下，诸侯能保国，卿大夫能保家，士能保全名声。由此推论，父母有讽诤之子，可以帮助双亲避免蒙受不仁不义之恶名。因此，父母有过，向其讽谏非但合乎孝道，而且是孝子应尽之义务。《荀子·子道》也载有类似的材料：“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孔子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十分明确：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基于此，曾子进而提炼出了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微谏不倦”(《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大孝》)等等谏亲原则。“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同上)不仅如此，曾子还将此从情感上加以消化、认可，升华为“君子三乐”之一，将本来是外在伦理之规范内化为心理之愉悦。“曾子曰：‘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乐。’曾子曰：‘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亲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韩诗外传集释》卷九)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简的谏诤思想与孔子、曾子一脉相承。简文《鲁穆公问子思》云：“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另参阅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虽然简文只涉及“谏君”，但是，在先秦儒家思想逻辑思维中，“谏亲”在先，“谏君”在后，先亲后君，“谏君”是“谏亲”必然的逻辑走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