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汉文化圈各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深受儒教影响,其中尤以日本为最甚。对于东亚各国而言,这些来自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有多广,哪些好哪些坏,有何利有何弊,值得深入研究,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不过当时中国之文明程度远在他国之上,中华文化的传播,是文明薪火的传播,乃人类共同走向进步的号角。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国领导人曾向日本方面郑重道歉,对输出了孔孟之道表示歉意,真教人大惑不解。笔者对《孝经》比较熟悉,这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儒家经典之一。《孝经》是中国的蒙学读物,又是官方大力倡导推行的儒家经典,它在日本的传播,最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看到儒教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孝经》传入日本的准确年代已不可考,大致应当在梁武帝时。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13,梁武帝天监十二年)百济五经博士渡日,带去了一批中国古籍,《孝经》可能就在此时传入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中,已有“上下和睦”的话,日本学者指出这出自《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武则天长安二年)颁布了《大宝律令》。其《学令》规定:“凡学生治一经或二经,必兼通《孝经》、《论语》。”还有《考课令》规定:“若《孝经》、《论语》皆不通者,皆不第。”可见当时《孝经》乃是学生必读之书。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唐肃宗至德二年)诏令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这一诏令是唐玄宗天宝三年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诏的翻版,而令人惊诧的是孝谦天皇的诏书仅比玄宗晚十三年,日本学中国真可谓亦步亦趋,步步紧跟。 仁明天皇天长十年(公元833,唐文宗太和七年),皇太子行“御读书始”仪式,讲习《孝经》。其后历代沿袭,成为定制。仁明天皇广读群经,日本史书载承和八年,醍醐天皇延喜廿一年(公元921,五代梁末帝龙德元年),皇太子降生时颁赐《孝经》二卷、《论语》一部;在举行的洗礼“御汤殿始”仪式中,规定由侍者在身旁读《孝经》等经典。这一礼仪也长期保留。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896)编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关《孝经》的书竟达二十多种。到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日本僧人?然入宋,谒见太宗,送上的礼物竟是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郑注孝经》一卷和任希古注《越王孝经》(唐太宗子越王贞命儒臣任希古注)第十五卷。 在兼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幕府将军的“读书始”也特别注重讲习《孝经》。现在日本传世的古抄本多是这一时期的写本,列为“国宝”与“重要文化财”的古本多达数十种。后来被阮元讥为“伪中之伪者”的日本《古文孝经》本,实际上就是根据传世的足利学校本整理而成的。德川时代(公元1604-1867)是日本文化普及的时代,也是汉学空前兴盛的时代,《孝经》被大量翻刻,广泛流传。各藩学校普遍采用《孝经》为教科书。由于藩主和学校的大力推广,这一时期日本翻刻与自编的《孝经》读物,恐怕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 《孝经》当年在日本的传播,是文明之风的薰陶,是礼仪之光的普照,是先进思想雨露的滋润。日本小说《?山节奏》记述了一个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日本有一种陋俗,由于穷困,人们总是将老人背到远山的丛林中弃而不顾。一次,儿子背老妈上山去丢掉,儿子一边走,老妈一边扔树枝,儿子问老妈干什么,老妈说怕你等会儿回家找不到路,扔下树枝给你作记号,后来儿子终于翻然悔悟……相比之下,《孝经》所倡导的“孝”尽管有着种种局限,但与公然鄙弃老人,毕竟有文明与野蛮的根本不同。 (除题图外,配图均为南宋孝经图卷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