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侠义思想

    从起源和发展的角度看,侠大约产生在墨子时代,亦即春秋末期。其时侠已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相对独立。韩非子在《五蠹》中曾谈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由于社会的变化,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一批被称为“侠”的人。“侠”与“儒”对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儒”是“文士”,“侠”是“武士”,他们同属于当时的“士”阶层。被称为“侠”的“武士”,与军队里冲锋陷阵的武士不同,他们不是军官或者士兵,他们只是以“武”为本领的“士”。最初,“侠”和“儒”以及所有“士”阶层的人一样,是以为国君贵族服务为己任的,但到后来,他们则越来越多地充当社会上维护正义或扶弱抑强的角色,尽管有的时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们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
    游动是“侠”生活的特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们立传时就称他们为“游侠”。司马迁为“游侠”立传,说明“侠”在当时不仅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群,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思想特点和行为规范。对此,司马迁作了很中肯的评价:“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秦汉以后,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大量的儒士登上庙堂,走向民间,并逐渐消融于江湖。
    《水浒传》作者的观念中,梁山英雄即豪侠。《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继承了自秦以来的侠的所有传统品格。它对英雄的赞词是“豪杰”、“英雄”、“好汉”、“壮士”之类,但在作者观念里这些赞词与侠是同实而异名。
    《水浒传》描写梁山英雄，与“侠”之描写没有多大差别。如: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弄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十四回)、、、、这些水浒英雄身上,汇集了自秦汉以来“以武犯禁”的游侠到唐宋隐形与市井、山林的侠客的种种特性。他们大都出身中下层,多属市井小民、流民,他们反抗上层官府朝廷的压迫侵害。人人武艺高超,好打抱不平,仗义疏财,结交豪侠,闯荡江湖,敢“犯上作乱”,血性刚猛,视死如归。

一、《水浒传》中作者高扬侠义思想是与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总的来说，《水浒传》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感是贬低文士而推崇武勇。在作者笔下，饱读经书、舞文弄墨的文人秀士大多没有好形象：王伦嫉贤妒能，贺太守阴险狡诈，蔡太师贪财好利，黄文炳刁钻刻薄，刘知寨专横跋扈……。相反，作者热情讴歌了一大批勇力超凡的绿林中人，称他们是“英雄好汉”。在作者看来，这些人虽然缺少文化教养，举止粗鲁，是典型的莽汉，被人骂作“草寇”、“破贼”，但他们英勇豪迈，仗义行侠，在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大夫面对国难当头而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却能尽忠报国，勇斗强敌，挽狂澜于不倒：“梁山泊内众英雄，胸中劲气吞长虹”（87回），小说写勇武好斗的梁山“贼寇”不仅没有“为乱”天下，反而有大功于国家和民族，显然是对民族侠义精神的肯定。
    《水浒传》高扬侠义精神，崇拜勇士而轻文人，这同宋元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市密切相关的。传统的重文轻武现象在宋代统治者对武将猜忌心里的作用下犹为突出，文官地位和待遇远胜于武将，一切军政大权都操控在文官手中。所以，宋代习文科举之风十分浓厚，文人秀士特别吃香。宋人尹洙在《儒林公议》中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996年湖北等第14次印刷本7）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文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文官高俸有权诱使大批品行不端者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挤入文官行列，使文人队伍良莠不齐，日益走向腐败。同时，宋朝采用文官掌兵监军、皇帝遥控的方式指挥作战，多数文官对军事一窍不通，又多方牵制武将的军事指挥权，这样极大地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宋朝在与北方大批游牧民族的碰撞中几乎无不以大败亏虚、割地赔款而告终。而文人士大夫们所尊奉标榜的仁义道德却怎么也感化不了那些强悍野蛮的游牧民族，“孔孟子不如马鞭子”，传统文明成了游牧民族马背上的笑柄。儒家的道德光芒到底没有挡住异族狂潮办的进攻，积贫积弱的宋朝一败于契丹、党项，再败于女真,终亡于蒙古铁骑。《水浒传》正史传诵并逐步成书于这一时期，面对汉民族几百年来被动挨打、尊严扫地的屈辱历史，进步的文人作家当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先进的汉民族为什么会败于落后的游牧民族？作者借书中人物王英的嘴说：“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32回）。把国家得败亡归咎于文人，当然失之偏颇，但这分明是对宋朝过分重用文士而轻武勇导致国防武装力量虚弱得局面的强烈不满。小说一反传统的重文轻武，将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尚武精神浓烈的绿林草泽，虚构梁山好汉大破辽国的故事以重振民族雄风，显然反映了汉民族走向衰微的特殊历史时期广大民众呼唤民族英豪驱除外敌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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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侠义思想的具体内容

    所谓侠义,就是行侠仗义,用《水浒传》江湖行话说即是“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里既有儒家“仁爱”、墨家“兼爱”思想的渊源,也有江湖上人们共同崇尚的道德人格或道德规范。在《水浒传》中,这种侠义的表现则比较复杂,可分成几种类型:
    1、以武犯禁，打抱不平。
    “以武犯禁”、打抱不平,是其重要内容。梁山泊聚集着一百零八人,他们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都做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出轨”事情,在官府看来,皆属“以武犯禁”的人物。如鲁智深，鲁是一名地方军官,然而他的身上却裹挟着丰富的游侠品格和精神气质。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得知金老被郑屠欺侮,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决定为金老摆平此事,结果是他在盛怒之下三拳打死郑屠,接下来便是浪迹天涯。后来他在被拯救者的帮助下当了和尚,但游侠习气和作风仍未改变,在亡命天涯之时仍继续那些拔刀相助的勾当:为刘太公解忧,在刘太公庄上怒打小霸王周通;放火烧了瓦罐寺、杀了恶和尚;在开封大相国寺结交林冲后,又为拯救林冲大闹野猪林。在作这些事情时,他所表现出的共同作风特点是不假思索、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不计得失与回报,而只是用行为体现出侠义在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处于最高地位。
    又如武松,他凭借着高强的武艺和超人的神力,不仅为百姓除掉了景阳岗上吃人的大虫,而且还为阳谷县百姓除掉了抢男霸女、为人狡诈的西门庆;后来又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出了冤气;最后当他被张督监引入陷阱时,又凭借自己的武艺和满腔义愤,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惩治了鱼肉百姓的酷吏张督监、张团练等人。再如杨志,他虽然不是专门打抱不平的人,但是在偶然的卖刀交易中,杀死了专以敲诈行凶,肆意抢夺为生的“没毛大虫”牛二,不仅为东京街上除了一害,而且还敢作敢当,不连累众人,到官府自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2、是仗义疏财，劫富济贫。
    仗义疏财,是英雄行义的另一种表现,也最能赢得百姓的信赖。宋江相貌不扬,地位不显,但他有“呼保义”、“及时雨”的绰号,因为他仗义疏财,“济人贫困,急人之急,扶人之困,从此山东、河北闻名。晁盖、柴进亦有“仗义疏财”的美名。晁盖是郓城东溪村的富户,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凡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赞助他起身。柴进本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在宋朝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沧州横海郡称他为“柴大官人”,他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不惜救助发配的人,酷似《游侠列传》中的朱家。以财济人,最得被压迫、被剥削的市井细民之心。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从“义”出发一方面视金钱如粪土,广济天下,另一方面将被官府敲诈勒索去的财宝视为不义之财,所以出现了“智取生辰纲”之举,把梁中书的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不义之财,巧妙夺取,奏出了一曲震撼整个封建社会的“劫富济贫”的凯歌。
    3、是以义为纲，见义勇为。
    这一点在宋江身上得到很突出的表现，他之所以受众人拥护，原因之一当属——重义。
    《水浒传》所描写的是一个君昏臣佞、天下无道的时代。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统治阶级腐朽无能,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血腥迫害,广大人民苦难深重;国外民族矛盾也日益紧张严重,北方的辽、金各国也严重威胁着赵宋王朝。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可是许多人往往连这点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在人们连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时候,如果有谁能伸出援助之手,帮扶一把,那他无异于这些人的“再生爷娘”,人们将对他感铭于心,终生不忘。因为这不只是钱财的问题,而是钱财后面闪耀的一种善良的人性,一种道德感化的力量。宋江也是这样,他总是把同情怜悯的目光投向那些穷困落魄者,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或濒于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宋江就伸出援助之手,慷慨周济。如他的收留阎婆母女,送银两给薛永、给武松、给李逵、给素不相识的卖唱女……宋江付出的是金钱,是爱心,得到的是人心,是赞誉。
    私放晁盖,是宋江性格中重义一面的突出表现。作为一名刀笔小吏,宋江是熟悉法令的,他本应忠于职守,严于执法。然而,当得知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后,他却“知法犯法”,“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放走了晁盖。此时,宋江的思想中忠与义、守法与救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抉择,最终,义压倒了忠孝,处在了第一位。宋江这样做,重义气、为救心腹弟兄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的正义感及他清醒的判断力。他知道晁盖是一个天下闻名的义士,劫取生辰纲这不义之财,本身就是正义之举。他认为救晁盖是应该的、值得的。
    宋江的义气深重不仅表现在对受苦人、对心腹弟兄,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对降将的态度上，。宋江为降将亲解其缚、置酒相待的举动,说着“若是将军不弃,同以忠义为主”之类的赔话,感化了秦明、呼延灼、关胜、索超、董平等一大批勇武之士,他们纷纷投到了梁山旗下,受着宋公明恩义的沐泽。诗中说宋江“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确实如此。宋江一方面有慧眼识英才的能力,一方面懂得分化敌人、强大自己的战略战术,他的义气与谋略结合起来,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以义赢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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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浒传》中的侠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倾向

    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写了一群天真乐观，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21－322）。这话有些道理，从书中人物所表现的侠义思想，能体现出乐观的态度倾向。例如，李逵的刻画描写，他原是一个心地单纯的农名，因为脾气暴躁杀了人而亡命江湖，从此变成游侠。书中突出地表现出爽快、诚实、天真和近乎傻气地率真与卤莽：在与戴宗一起去邀请公孙胜时，他先是承受不了戒酒地折磨而偷偷开戒，再是忍受不了公孙胜师傅在是否让公孙胜上梁山事情上的再三推诿，便刀劈罗真人；他到枯井里去就柴进，特别提醒别人不要将井绳割断；也曾误信别人的说话，以为宋江是个拐带妇女的小人，而大闹梁山并扬言要杀死宋江。后来在招安问题上，他与宋江有矛盾，当别人还是把自己的反对意见闷在心里时，李逵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而在有钦差在场的招安仪式上，他更是扯碎诏书。
    武松作为书中重要角色之一，其也体现出了乐观的心里状态的倾向。武松出身于社会最下层，因为在景阳冈打死猛虎而被提拔为县里的都头，在一次出差归来后得知嫂子与西门庆通奸并杀害了亲兄弟武大以后，便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复仇，非法杀死了奸夫淫妇，接着是入狱。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身在监狱，武松却没有失掉自己一贯的侠义作风，反倒是更突出地表现出乐观：他初进孟州牢城，明确表示自己不怕一百“杀威棒”而拒绝任何托词，坚持要打就认真打、不要面子；在帮助施恩复仇时更是充满乐观和自信——一路喝酒在醉眼朦胧之际痛打了蒋门神，雪洗了施恩地耻辱；在大闹飞云蒲中连杀十五条人命却又在墙上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是那样地自信和乐观，他几乎从未感觉到还有困难，对于任何事情斗表现的胸有成竹。他后来的许多英雄举动大都带着他景阳冈打虎的特色。因为在那次打虎中，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自信与乐观：他谢绝了酒店主人的诚心阻拦，喝了十八碗酒后，依然前行，并用拳头打死了凶恶的猛虎。《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写出了这样一群骨子里有着侠义思想的人，并表现出了他们作为侠特有的自信、乐观。

四、侠义思想的局限性——“忠”、“义”难两全的悲剧结局

    1、《水浒传》中群雄侠义思想理念要求既“忠”且“义”
    《水浒传》别名《忠义水浒传》。其七十一回前,作者从各个角度,浓墨重彩地凸现“义”这个最高道德规范。写人的性格特点,突出其“义”。如林冲,其自画像曰“仗义是林冲”;如晁盖是“平生仗义疏财”;如武松是“义勇真男子”。写好汉的劫取财物,也强调其为义举,如智取生辰纲,反复称其是“劫取生辰不义财”;梁山泊的聚会之地,称为“聚义厅”,突出其凝聚力:“聚义厅前,开几番聚义之会。正是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朝廷命官归附梁山,亦强调其“义气相投”。如呼延灼所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正是这大写的“义”的凝聚力,正是在这面“义”字大旗的感召下,各路好汉如百川归海,齐聚梁山,梁山大业才兴旺发达,成为与朝廷相对的理想化的江湖世界: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有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忠贱。(七十一回)
    作者将“忠”置于“义”之上,来限定“义”的范围,规定“义”的尺度,希图以此达到以“义”反贪官,以“忠”效君王,最后实现由“义”向“忠”的皈依。
    本来,在《水浒传》中“忠”与“义”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义”就是反抗官府,弟兄结义上梁山,和朝廷对着干;“忠”就是忠于朝廷皇帝,招安下梁山。       
    “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皆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然而,皇帝与“贼寇”之间毕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对残民以逞的皇帝绝对忠,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特别义。招安之后的残酷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明证。反之,对人民群众特别义就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
可作者却试图借助宋江这个领袖人物,把忠、义统一为整体。首先,作者让宋江把皇帝与奸臣分开,把起义宗旨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上;其次,在以“义”为主的前七十回,作者一再借宋江之口阐释上梁山的原因在于,“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六十五回),因此“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五十八回)。这就把无可奈何而造成的实质与发自内心的尽忠愿望统一起来了。第七十一回是宋江由以“义”为主转化为以“忠”为主的分界点,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忠”冠于“义”首,是形式上的标志;招安才是其真正的实质。
    正因为宋江的招安纲领,既可“全忠”,又可“仗义”,将忠与义统一为一体,所以才能在具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实力下,为众好汉所接受。但是在征方腊时,一百单八将“十损其八”,“军卒亡过大半”,“忠”与“义”的矛盾异常尖锐起来。宋江虽也一次次大哭祭奠阵亡兄弟,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征讨,这时他的忠心里面便有一种以结义弟兄的血染红顶子的残忍性质。最后,他“亲与药酒鸩死”李逵的行为,更体现了忠义不可两全、以忠毁义的悲剧。
    2、其他梁山群雄对寨主宋江的忠义
    对于“梁山”群雄来说,对宋江兄长要既忠且义,“梁山”群雄之间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梁山”兄长的不忠,于是才有“梁山”群雄对宋江的招安决策以及实现招安后的一连串叛卖性行为的奴婢式的屈从。“梁山”群雄的叛逆与义的冲突中,便以义的胜利和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试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么强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称诺,一味顺从,即便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也甘愿做一名小鬼追随他。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李逵也道出了并体现了忠义的奴隶道德的本质,他说到:“你怕我挣扎?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七十一回)。故从这一特定意义上看,《水浒传》英雄个性,实际上却只见之于上梁山之前。一百零八人上山前个个是英雄好汉。但是,一旦入了梁山泊这个“伙”,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变化。除了在宋大哥和智多星的运筹下遵命办事外,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共性。鲁智深、林冲、武松这些好汉,在他们上山之前,之所以个个有血性,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子汉(阮小七唱:“老子生长蓼儿洼,不怕天来不怕官。”)但上梁山后,这些平生最看重“义气”二字的好汉,由上山前、上山初的“替天行道”终于变成了忠实于宋江的“奴隶”。这一奴性化的变化,盖源于对“宋大哥”的所谓“义”。正是在“义”的欺骗下,梁山兄弟才甘愿随宋江征辽寇,平方腊,一百单八将损折大半,最后连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义思想的牺牲品。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说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义”也没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连反贪官污吏这一目的也没能达到。
    所以在《水浒传》后半部中,众好汉的侠气变成了奴气,个性被泯灭与自我主体失落——这实际就是梁山好汉,也是一切绿林豪侠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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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浒传》侠义思想对近代的影响

    自《水浒传》以来，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但随着封建道德意识再社会中不断深化，这一类故事的反抗色彩越来越淡薄，英雄人物越来越受到正统道德观念的乃至官方力量的支配。到了嘉庆年间，出现了《施公案》，写康熙时“清官”施世纶断案的故事，有绿林好汉黄天霸等为之效力，把侠义与公案小说结合为一体。
《水浒传》的侠义思想对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以思想和艺术的启迪，下面通过与近代侠义小说代表作《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的侠义思想的对比看看侠义思想对近代的影响。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是近代前期小说中的突出现象。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在《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在上山之前，多半施一方豪侠，他们向往的就施乌托邦的生活，追求的施不受任何人的气，随心所欲的境界，他们“不怕官司，不怕天”，无拘无束，任情任性。这时，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精神是自由的，具有侠最可贵的气质。《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提出“替天行道”的响亮口号，把这种侠义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不义之财。杀不义之人，救生民于水火，置生死于度外，轰轰烈烈，侠气冲天。而到了近代，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势，
    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前面也提到过，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三侠五义》是侠义与公案合流模式的典型作品。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的前半部写包公断案和诸侠义归属包公的历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
    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象五鼠他们，原来都是江湖豪杰，为包公的忠义所感化，成为他辅佐朝廷、为民除害的帮手。但是，他们也把剪恶除奸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侠士身上，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威力，歌颂清官，提倡“忠君思想”和奴才哲学，而水浒传中鲁智深，武松、李逵等忠义之士更多的是情逾骨肉、生气与共的义气。
    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水浒传》中梁山众英雄替天行道，扶危济困的壮举，他们之间是情逾骨肉的义气，他们那些无法五天、豪迈洒脱的行为，都是侠义的表现，虽偏激嗜杀，却“不近女色”，他们恃强蛮横，却也除强扶弱、重义轻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