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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始祖
[关键词] 伏羲八卦 命运共同体 一脉相承 自然整体观 渐进态势 功用价值 [核心提示] 壹 开天·画卦--伏羲的先天八卦 贰 通天·德配--从《周易》到《易经》 叁 规天·矩地--老子的道法自然 肆 和天·顺道--儒家的天人合一 伍 共天·养命--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 引 子 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难题已给当今世界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究其原因，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违背了自然规律，对自然环境认识浅薄偏见，随心所欲，无节制的索取自然资源，践踏自然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人类社会由“蒙昧时代--文明时代”到“复杂社会”的今天，发展遇到诸多瓶颈，困境重重，难题多多，已经严重阻碍时代的奋进步伐，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整体观(这里所说的自然整体观是指自然界，又叫自然环境，其整体属性即是在以人类为中心建构的天、人、地关系中，三者要和谐相处、既要做到合理利用，又要做到精心呵护;其一脉相承的渐进态势为：先天八卦--后天八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正成为解决此问题的良方。 壹 开天·画卦--伏羲的先天八卦 东方的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 我们知道，现时的八卦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八卦来源于上古伏羲时代。邹城市羲皇庙里的伏羲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他矗立在西凫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河流，周围则是永远变化的风云雷电，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因为 他既能体味、理解天地变化的奥妙，又能顺应变化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变局，开始研究天地万物的发展态势。受原始天人观念的引导，自然一体观的确立，促使伏羲遵循从自然界中高度概括的原理，把天地万物的八种景象(环境对象)，赋予八种符号，于是经过长时期的演练终成八卦，这就是伏羲的“先天八卦”。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周易•说卦传》中记载：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八卦的八种符号分别代表着天地中不同的物质现像，代表八种景象，是八卦的原始卦象和“二进制”的数学思维，创造出“八卦”，用“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推测事理。
先天八卦的卦位在《周易·说卦传》中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这是说明先天八卦相错和重复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数往者顺，如果顺天而行，也就是左旋按顺时针方向转，就是己生之卦，所以叫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如果逆天而行，也就是说，反时针方向向右转，就是未生之卦，所以叫知来者逆。具体地说，己生之卦，就是从震起，到离，到兑，以至于到乾数，就是己生之卦。从巽而坎，而艮以至于到坤推，叫未生之卦。 四阳卦叫己生之卦，四阴卦叫未生之卦，这就是阴阳变理而推演八卦。先天卦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艮居西北，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先天八卦是代表空间变化的一种方程式。先天图数表示了混沌时期宇宙起始形成的规律。 所谓易，逆数也，这句话说明了易数就是逆数，它代表了走向反面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伏羲八卦，乾上坤下，天生地长，天地定位，阴阳相合，性命相交，生生不息，这是宇宙规律，是万物全息和谐统一之宗。对于中国的文化大树起到了奠基作用，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并将继续影响下去。
伏羲八卦无文字，三十六个数，分奇偶十二对组成八卦图，八方八位，千变万化，包罗万象。他的八卦论证了天道即宇宙的运行规律，阳奇阴偶、阳升阴降、乾升坤降，形成一个左旋八卦图。宇宙空间无数的物质能量，都涵阴阳两种属性，天道左旋，伏羲八卦左旋表示和天道运行的一致性。道法无边，宇宙运行永不停息，地球随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人为万物之灵，有生有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另外，伏羲八卦承载内容很多，其中重要的是道和德。伏羲被誉为天下第一圣人，得太极数，创建三皇之道，协和万邦。五帝继承三皇之道，尚书记载尧“克明俊德”、“协和万邦”，舜“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大禹“黎民敏德”。尧传舜、舜传禹，都是传德不传子，这就是三皇五帝的天地之德。大公无私的传位如此，传道也是如此。尚书有“尧传舜允执厥中，舜传禹允执厥中”，儒家执中就是继承三皇五帝之道。我国数千年的君主都用皇帝这个尊号，皇是指三皇、帝是指五帝，三皇是圣人，圣旨是圣人意旨，这些继承的尊号，沿用了数千年。 按照原始天人观念的思路：“八卦”作为对“天(最高原理)”的概括，只需遵循其蕴含的规律，便可推测事物发展。解理了这一点，人们的衣食、种植、收获、生老、病死、生养、社交、冶金等生产及生活方面的事情，都可以利用先天八卦进行预测，便可以顺应自然，这就是先天八卦的功用价值所在。这就说明中国文化它一开始就是在广阔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确立其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在自然环境实践中所获，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 贰 通天·德配--从《周易》到《易经》 一、周文王的后天八卦 对自然界自然环境的认识，最早要首推伏羲，就是伏羲创造的“八卦”，即用八种符号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环境对象，后来周文王进一步研究各类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演绎发展成《周易》，即后天八卦。后天八卦是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把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不仅有唯物的成分，而且具有辩证法思想，是我国古代最早朴素的生态观。 后天八卦，一曰：《连山》，又叫伏羲易，是夏代的易学。以艮卦为首，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二曰：《归藏》，也叫神农易，是殷代的易学。以坤卦为首，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三曰：《周易》，商末周初，周文王拘菱里，而推演《周易》。以乾坤两卦为首，象征天地之间，天人之际。《连山》和《归藏》均已失传，今天的易经八卦就是《周易》。 后天八卦的序数是：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这些序数为后天数，是用来决定人们常用的“道”。所谓“道”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揭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法则。
后天卦位是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巽居东南、艮居东北。四奇数居四正，四偶数居四维。后天卦位是代表时空体系的方程式，并且它包括了三五之道(三指天、地、人，五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同时也代表了四时、八节。四时，指春、夏、秋、冬;八节，即艮为立春，震为春分，巽为立夏，离为夏至，坤为立秋，兑为秋分，乾为立冬，坎为冬至。揭示了大自然的变化及其规律。 后天卦位是先起于震，因为震是东方之卦，《周易说卦传》中说： “帝出乎震。震动也，物之生也，故居东。”  《周易》真正发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当时尚未发明文字，人们的思维水平极为低下，所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不仅不可能从哲学的高度去理解世界，连至上神的观念也没有产生，而普遍奉行着一种原始的巫教(龟卜、筮占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占卜形式，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由于筮占的特点是根据蓍草排列所显示的数与形的变化来预测吉凶，所以与其他的占卜形式相比，具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性，可以通过无数次的排列，逐渐把数与形的变化推演成一个整齐有序而又稳定规范的符号体系。 周文王所演后天八卦，是伏羲八卦的乾卦的中爻飞走，变为离卦，离，示火，示命，示散。从河图可知，地二生火--离卦，火生心，心生礼。乾走天去，上位天位离火之礼当位，失去了天，失去了天道，变成了礼道。乾天变成离--火，坤地变成坎--水，天倾西北，地陷西南，五行错乱，五常非常。火在上，水在下;火焰上，水润下，水火不济;性在下，命在上，性命不交;天道不通，人道当行，以礼治世，全在教化。礼是心生，教化就是换心换脑。周文王后天演的八卦，就是如何治世之教化。  由此，伏羲八卦的上天变成了文王八卦的上火，是欲火。上位是天--大道之宗、太极之尊，道治变成了礼治。因而周文王以伏羲八卦为体，以后天八卦为用，演成阶级社会教礼化礼的治世绝唱，换句话说是治国、治人心、治信仰治世的绝唱。伏羲八卦为体，是谓天道为体，是谓规律为本，是谓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是时空变化以后，是人道对天道之用，所以中国大道谓大道文化，中国理论谓大道理论。 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是“人更三圣(或四圣)，世历三古”，即上古伏羲氏画八卦，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经。从《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组成的符号体系看，则反映了这个时代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巫术文化的特色。如果说这套符号体系蕴含着某种智慧，至多也只能肯定其中蕴含着一种神人交感的观念，表现了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除此以外，不会再有什么更高深的意义，因为处于蒙昧状态的原始人是不可能产生高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由此断定《周易》它是在继承伏羲八卦基础上，在分别受到上古、中古和下古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的影响，经过历时数千年的漫长的演变过程，故而能形成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特色的集成大典。这便是我们所讲的“后天八卦”。 如此，便知后天八卦之源是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是先天八卦的演变和发展。先天八卦的卦位讲的是宇宙、空间和天地;后天八卦的卦位是时空观念，讲的是天、地、人(包括生物)。先天数主生，后天数主克。先天八卦为后天八卦之体，后天八卦为先天八卦之用。所以在使用中人们一般都是采用的后天八卦。文王演周易，主要运用的是后天八卦，实际就是伏羲八卦的继承和注释，六十四卦全然是伏羲八卦，符号一个没改，全盘接受。六十四卦命了卦名，作了卦辞，明了卦义，上下一脉相承，一气相通。如乾卦第一、坤卦第二，正是伏羲八卦的天一生乾，地二生坤。再如乾卦，以龙论述了伏羲的龙德文化。乾坤二卦中有十四个德字出现。六十四卦中九卦作为德卦，如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等九卦。以阴阳表示天道运行规律，以人道表示以德为本的发展人类的社会规范。  由是，后天八卦功用价值不单纯是卜筮的书，应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周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它的外延广大到无所不包，而居于本质核心层次的内涵却收缩为一种很小很小的易道。这个易道就是《周易》的思想精髓或内在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周易》的本质属性。就《周易》所的内容而言，广泛涉及到卜筮、哲学、科学、史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医药学、历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建筑学、军事学以及其他的许多文化领域。而《周易》提出的“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则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的共生共存共荣，突出了人与环境的共同一体关系。它是中华古文化之源，是传统科学的精华，具有很高的研究和探索价值。则是 《周礼·天官》说： “四儒，以道得民。” 周文王在《周易·乾卦》乾卦卦辞文王写了： “元、亨、利、贞”四个大字。 用白话说，其意是至大、至公、至尊、至刚、至信、至强。舍大不立，舍公不立，舍尊不立，舍刚不立，舍信不立，舍强不立，舍一不立，立人、立家、立族、立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定海神针”。孔子说“天之行也，大道为公”，为君为长者是“天”，天要行天道，天说千道万，要在一个“公”字，舍公不天不立，舍公不天不在，舍公舍天必亡。运其数，明其理，顺天而作，去旧迎新，革故鼎新，创造天下，立族强国，是谓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情操，以铸造国魂、民族魂。这是阶级社会里中国王道--中国大国强国理论之“众妙之门”，它使引领中国，经过春秋战国 500 年战乱里程，至前 221 年一统天下，建立了大秦帝国(杨复竣：《伏羲根文化与大国强国理论辩证》)。 周文王演八卦约 500 年后，孔子出世，他“读易纬编三绝”，这位圣人未演八卦，司马迁在《史记自序》自言距孔子 500 年，也未演八卦，为什么?孔子撰十翼，说明伏羲把大同社会治天下的治世规律发现了，周文王把阶级社会的治国规律发现了。只要阶级社会不结束，这个治国理论一直适用，所以从孔子说 2500 年间，至今还是阶级社会，再没人演八卦。 3000年前的周代文献《周逸书·月令》记载： “东方木，其帝太昊，其丞句芒，其神上为岁星。西方金，其帝少昊，其丞蓐收，其神上为太白。南方火，其帝炎帝，其丞朱明，其神上为荧惑。北方水，其帝颛顼，其丞玄冥，其神上为辰星。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丞后土，其神上为填(镇)星。”  在公元前221年汉承秦制，弘扬、发展大统一理论：①完成了最后一次民族大融合、始祖大统一，建立了以汉族为主的大汉王朝;②定格了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中国古帝王世系：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等;③定格了中国教化的“上上圣人”。《汉书·艺文志》载：“世历千古，人更三圣”，高诱注：三圣者，伏羲、周文王、孔子是也。《汉书》古今人物表把伏羲称为教化治世的“上上圣人”;④继承孔子所见，汉始统一国家信仰始天道信仰;⑤汉始称《易经》为“群经之首”，定格了《易经》为中国文化的纲领地位。并一直到明清相传相袭。(摘自杨复竣：《伏羲根文化与大国强国理论辩证》有删节)。 因此，我们对《周易》的性质问题的研究可以摆脱以往的那些门户之见，而转化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史的研究。如果我们结合这种在外延上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侧重于研究《周易》的内涵，极力弄清究竟什么叫做易道，把它的本质的核心层次发掘出来，那么我们将不仅可以据此而较为准确地判定它的基本性质，使目前的各种分歧获得一定程度的会通整合，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余敦康：《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殷周时期的《易经》 殷周时期的《易经》，是在继承了原始的巫术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把《周易》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一是它对以往的巫术文化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并且熔炼成为一种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整体之学;二是它以曲折的形式反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性内容，为后来人文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其一，《易经》用确定的文字对六十四卦题了卦名。这就在巫术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承先启后作用。由于象形文字的特点，人们受象形文字的启发，从八卦的卦形推演出一套卦象，如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等等，是十分容易的，这就为尔后发展起来的象数思维模式提供了前提，而扬弃了原始筮占的那种单纯根据蓍草的排列去窥探神的意旨的幼稚低级的思维模式。 其二，《易经》用确定的文字表意系统，构成一个以天人之学为理论基础的巫术操作体系。《易经》反映殷周时代宗教思想的变革，接受了当时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观念，并且把这个观念与卜筮相结合，在卦爻辞中，天是一个最高的概念，如：  《乾卦》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大有卦》的“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畜卦》的“何天之橘，亨”;《姤卦》的“含章，有陨自天”。 这个天既有自然之天的含义，也是一个主宰人事的至上神，人们可以通过合乎道德的行为获得天的福祐，天与人相互感应。很显然，这是由原始巫术的神人交感的观念发展而来，但是，理性的成分是大大提高了，系统性的程度也更为增强了。原始巫术的神人交感的观念，其世界图式是混乱无序的万物有灵论，而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因此，在这两种观念支配下的卜筮巫术，无论是就思维水平还是就文化意义而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从原始的卜筮到《易经》的卜筮，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中国的文化也由此而从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状态，如果我们对这种文化发展阶段的性质差异视而不见，把《易经》的卜筮简单地等同于原始的卜筮，不严格区分蒙昧状态与文明状态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巫术文化，那是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 其三，《易经》凭借它的一套文字表意系统，充分反映了殷周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记录了当时人们所掌握的文史知识、科学知识、政治伦理知识以及哲理性的生活知识，从而扩大了《易经》内容。 由此来看，《易经》是我们老祖宗的认知智慧。特别是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都要遵守变易、简易、不易三个基本原则;都要遵循阴阳论、通变致久理论、时中论三个辨证理论。尤其是乾卦的阳性管理、坤卦的阴性，即：乾卦的自强不息、不断创新、经常沟通、凝聚人心、坚持正道思想;坤卦的包容、柔顺、忍让、顺势、谨慎思想，则是我们今天值得认真学习的。  《易经》在汉始称“群经之首”，清《四库全书》称“大道之源”，是唯一可以不变应付万变的超存在哲学，核心就是万有阴阳双系统论，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功用价值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易经》是座大冰山，是天道的全部，各代有限的人只能认识当代应当认识的冰山一角，科技时代的今天，当代之“用”用《易经》什么?就是以伏羲八卦作本体，用《易经》之数术，建科技强国，用《易经》之天道，探宇宙之奥妙，进而来诠释古老的天道。 《易经》它铸造了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蔚然成为中国理论体系，一直引领中国生生不息，至使中国成为人类史唯国家文明不中断的文明古国、文明大国、文明强国。形成了一个天、地、人“三才”整体统一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态势，大大促进了天人观念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又折射了人们追求统一的思想观念。 叁 规天·矩地--老子的道法自然 老子的《道德经》是人类认识宇宙自然辩证之道的思想高峰。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八卦和周易，但从实际内容看，老子也是伏羲八卦和周易的实践者和总结者。比如，论天道运行和发展规律，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和伏羲文化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天道运行和发展规律，实质是一样的。伏羲文化的无极就是道，太极就是一，一就是先天图，二就是两仪。老子讲的三就是四象和合、阴阳互抱的太极图，这就是老子讲的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实际上，老子和伏羲文化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老子的“道法自然”并非凭空而生，它是对几千年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总结与分析，充分反映了农业生活中四时节序、因地制宜等尊重天时和地利的“敬天文化”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的“道”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自然”原指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后来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老子》第 25 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它概括了天、地、人的自然规律乃至整个宇宙的生态和生态规律，其核心思想就是“道法自然”。人之所以应该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是大宇宙的本源，是天地人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老子提出的“自然”，指万物都有存在的自然状态与内在秩序、生命规律及发展趋势，要尊重万物的本性与自然命运，不能过于干涉自然规律，以免给人类自身造成伤害。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讲：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德，是天地之德，是大道，是常(五常又称五德)，在失道之后后之治，在于五德的教化。道治后有德治之五常。周代就是规律到了礼治社会的“仁政德治”。所以“五经”其中一“经”就是《周礼》。 “道法自然”，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 “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当代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最深层、最根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及其各种关系，而道法自然则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 其一、“道法自然”是正确处理人与诸多关系的心态标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道法自然对人与诸多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细致的阐释。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同时，老子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做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由此，我们要想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除依靠今天的高技手段外，同时还必须从“道法自然”生态智慧中寻求独特的利用价值，即老子关于“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理念。
其二、“道法自然”是人类文明新态势的理论依据。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观，以及当今建设生态文明，它们均是吸取“道法自然”生态智慧价值取向：①人类就要有勇气走出以人类为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向客观向度靠拢。即是由向自然索取，转化为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实现，改造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价值理念。②人人牢固树立环境伦理观，才能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的一举一动应放到人--社会--自然这一三维坐标系统之中，使人能够逐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面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对人类行为可能给自然界造成的多种结果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人类所应承担的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以此来约束人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③当下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从传统工业文明向新的生态文明转变，要求改变目前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形成新型的生态产业;要求改变不平等的充满生存斗争的社会关系，形成理性的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要求改变物质性的无限膨胀人的物质欲望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其三、“道法自然”是实现生态化转变的价值取向。人类发展到了今天，正处于由自身长期以来对大自然的非理性行为，而招致的种种恶果需要以理性的思维、理性的行为去面对、去处置的现实抉择面前。而“道法自然”则为生态文明实现提供了的价值取向：①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由过去畏惧和服从自然，变得凌驾于自然之上，造成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并以其惨遭破坏的身体不断对人类进行报复，影响和制约着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塑造者，为此，应从根本上端正人对自身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以自然界一分子的身份来审视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②变生产仅为生存服务，为既为生存更为提升人服务。人类不仅要改造自然，同时要改造人类;环境严重恶化的负效应要求突破生产只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狭隘眼界，走上为改造人、提升人服务的新道路。这样，人与自然相一致的新兴产业才能应运而生，一个环境优美的新世界才会到来，进而有助于人的改造和人的全面发展。③变本能文化为发展的自由文化。人是动物性加文化性的统一体。一味追求消费享乐，无限膨胀人的动物性，导致了理想消失、真理消失、正义消失、尊严消失、价值消失、信仰消失。“食欲是与生俱来的肉体机能，而内在的良心则需要人和原则的指导，这只有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埃里希·弗罗姆·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所谓“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最根本的是要变革为人类生存服务的本能文化，代之以张扬人性，充实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文化。 老子的《道德经》是了解宇宙万物的总门，“道”是人类世界存在的原因，只有做到“道法自然”，人类的言行顺其自然，保护好自然生态平衡，按照“创世程序”正常运行，人类社会才能长久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形成。无论是神学、哲学、科学都有利有弊，必须在“道”的指引下，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人类的身心健康才能得到保障，宇宙万物才能按“创世程序”正常运行，这应《道德经》在现实的今天所具备的功用价值。 道家以一种全息的思维方式，把宇宙看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是在“道”支配下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维持整体性平衡，使万物协同发展。在这种系统观中，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应是“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再现。照此思维，从“自然的和谐”出发，健全社会模式的各环节方可依次得以展开。由此，“道法自然”便从自然领域转进到社会领域。 肆 和天·顺道--儒家的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六千多年前伏羲氏时代，前面我们谈过，《系辞下传》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的每一卦体都由三个线段所组成，每个线段有一个象征意义：上象征天，下象征地，中间象征人，称之为“天地人三才”。这是“天人合一”最早的说法。但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溯源于商代的占卜。 一、“天人合一”溯源 《礼记·表记》中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把有意志的神(“帝”或“天帝”)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万事求卜，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都要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由于殷人心目中的神的道德属性并不明显，所以殷人与神之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无所作为、盲目屈从于神的形式。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思想，天人关系虽是一种神人关系，但有了新的发展。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 文献《左传·僖公五年》载： “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这就说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周的天命观中已有了比较明显的萌芽。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从一开始起，就与道德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种人为“神之主”(《左传·桓公六年》)的观点。周内史叔兴说过：“吉凶由人。”这意味着，先前的具有人格神意义的“天”遭到了质疑。到后来，郑国子产更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显然是一种贬天命、重人生的思想，但讲得极其朴素简单。这就说明，大体上从春秋时期起，天人关系的重心已不是讲人与有意志的人格神之间的关系，“天”已经开始从超验的神的地位下降到了现实世界。这种由“远”及“迩”的转化，在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中表现为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观。儒家所讲的“天”一直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则是指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这样，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就是讲的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 二、“天人合一”内涵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不是某一人提出的,而是由众多中国哲学家共同建立和发展的;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不断扬弃、修正和完善的;不是单一的,而是系统的自然观。主要表现为： 1、人与自然是统一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周易》将天、地与人并称三才,认为自然界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所谓“天地一大生命,人身一小天地”。这就说明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反对将“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 2、人应当师法自然,向自然学习。《吕氏春秋·序意》说:“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也表现了古人一种向自然学习，遵循自然界法则的思想。 3、人不应与自然为敌，应与自然和谐相处。例如： 周文王指出如不爱惜自然资源将“力尽而敝之”，明确提出了保护资源环境,实现持续发展的要求。 “能协天地之胜,是以长久”,告诫周武王“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要求“山林非时不以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撰,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驯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 西周颁布《伐崇令》,要求兵战时: “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如有不令者,死无赦。” 孔子说: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中庸》则系统地阐发了中和的理论体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和谐相处，顺其自然，反对与自然为敌。 孟子说: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先秦也有行政命令:动物繁殖期不杀雌、幼,植物生长期不伐木;反对竭泽而渔,保护动植物的繁殖生长。 《黄帝内经》以“天人调谐”为最高理想。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三、“天人合一”儒家讲 儒家对“天人合一”哲学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孔子作《春秋》，上揆天之道，下质诸人性。相传他作的《易传》中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世界是“人与天地参”。“三(参，即叁)”表示天、地、人，以及三者有机统一和谐发展。  什么是“天”?儒学认为，“天”就是自然界。 《论语·阳货篇》，孔子讲：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论》，荀子讲：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莫知其所以成，夫是之谓天。” 也就是说，“天”是创造了人和万物的自然界，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 《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也就是说，天之道是“始万物”;地之道是“生万物”;人之道是“成万物”。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生成”与“实现”是统一的，这就是“天人合一”。 《离娄·章句上·第十二节》，孟子曰：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说：“职位低下而得不到上司的信任，是不能治理百姓的。要获得上司的信任也有一定的道路，如果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获得上司的信任。取信于朋友也有一定的道路，如果侍奉父母而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也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博得父母的欢心也有一定的道路，如果反躬自问而不诚心诚意，也就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要想诚心诚意也有一定的道路，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也就不能做到真心诚意。因此，所谓的真心诚意，是天的道路;追求真心诚意，是人类的道路。有了至诚的心意而没有感动别人，是没有的。不真心诚意，要感动别人也是不可能。”) “诚”是天的根本属性，“思诚”即求诚(认识诚)以合乎诚的境界是人之道，因而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向，阐述天人关系，他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他把“诚”视为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他要求人以“诚”这一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境界。 《论语·述而第七》孔子曰: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钓鱼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射鸟而不射杀归宿之鸟,这说明孔子对生物不会赶尽杀绝,而是给生物以生路,更不会对其他生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进行偷袭。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 刳胎杀夭、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等都是对生物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不过孔子没有将此仅仅停留在生态层面,而是上升到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待此类事件,认为这种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行为是国家、民族不祥之兆,故“君子讳伤其类”。 《中庸》提出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主张掌握人、物之性，行事不违人性、物性，以参与自然的生化发育过程。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违背天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与万物一齐 《孟子·梁惠王上》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提出把人类之爱施之于万物的思想，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把仁爱之心扩展到万物，体现了孟子博爱万物的思想。 从孔子不主张对生态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到子思的万物相生相助，再到孟子的如何才能实现生态资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儒家的生态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 荀子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此的论述更加具体,他明确告诉人们,斧斤什么时候不可入山林,数罟什么时候不能入湖泊江河,怎样才能称为不违农时。他讲: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他说：  “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 至此，“天人合一”或“人与天调”观念在汉代发展成熟，并伴随董仲舒所改造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唐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明清哲学、近代新儒学，构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天、地、人统一的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特别在今天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平衡的失调，主张人与大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思想更显得可贵。 四、“天人合一”的价值 天、地、人统一的观点是我国最早提出的生态观念，并对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加以实践，这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1、人类要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一方面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和自然都要服从同样的规律，这是人类可以感知、学习和效法的;另一方面自然万物相互作用方式、机制具有神妙性和不可测度性。这种力量条贯畅达，流行于在自然万物之中，形成一切生物及其生命过程。在今天看来，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演化和生态危机的发生仍然是以一种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机制在进行。对自然的占有和控制一定会带来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报复，就此而言，孔子所言的“畏天命”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2、人类要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就应尊重事物固有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不戕害万物的生命，让万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展，使其各得其所、各遂其性。顺应自然就要顺应自然变化发展的时序和节律，春夏秋冬和日月、昼夜、寒暑的推移、动植物的生长繁殖都是通过“时”来体现的。荀子提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需要不失其时，砍伐、捕捞等活动也要遵守时节，这是对大自然规律的一种顺应，也是基于此而对万物的合理保护。  3、人类要合理地利用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要求人们对万物的取用必须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在取用万物的情景、次序、程度和心态上，应当体现出由人与万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所带来的理性考量和价值关怀。仁爱万物，爱有差等。宇宙之内的事，就是人自己分内的事情，“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这种仁爱之心能促成人类肩负起应有的道德责任，做到爱万物与有节制地取用万物的统一。  4、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存天人合一。人类是自然生物链中的一个链环,人要依靠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如果现有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条遭到破坏,就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所以，只有尊重和维持现有的各个生物链,才能最终维持自身的生存。要把地球当成一个自然整体,把各种生物、环境、资源视为一个体系“,天人一也”。要像孟子提倡的“知天”,做“天民”即宇宙的公民,“万物皆备于我”,形成宇宙的道德观念,达到“同天”的境界。  5、人类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和便利。如何使科技进步与保护自然达到平衡，是当前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但是人类在享受成果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发展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特别是对由于对科学技术应用不当等原因，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后果。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技术时代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6、人类要依法按规管理自然资源。为了永续、合理利用生物资源，我国历代都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夏朝就有“禹之禁”，禁止在不宜时间捕鱼(《逸周书·大聚篇》)。周朝设置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之外，还有严格的禁令：“山虞”是“掌管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迹人”是管理田猎禁令的;“渔人”是管理捕鱼政令，“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等等。对采伐树木有“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周礼·地官司徒·山虞》 《月令》)，“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管子·地数篇》)的规定，而对烧荒、伐大树，有最高法令规定：“毋行大火，毋断大木…… 天子之夏令也”(《管子·轻重篇》)。直至秦朝的《田律》，汉代的《九章律》，明代的《明会典》等都有相关的条例。 伍 共天·养命--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 当今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到今天的复杂社会，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形成了世界性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命题的确立，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为世界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世界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 中华民族有“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孔子说，“泛爱众，能亲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子主张“见素抱朴”、“道法自然”;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孙子反对战争，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墨翟更为博爱，他提出要“兼相爱，交相利”。王阳明主张“天下一家”，“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 天下之人，皆相视如一家之亲”。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繁荣的精神支柱，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写入治国方略中，就是对“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是对人类自然整体观的继承与发展。  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警示我们，地球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地球已达其能承受人类过度消费和浪费的极限，生态一旦崩溃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就成为当今世界指导规范解决“人+环境+危机”这一矛盾关系的世界性准则，其时代的功用价值，就是为全球生态和谐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体表现在： 首先，命运共同体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生”，这也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其次，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而生命共同体是由人与自然共同组成的。这就要求新时代推进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再次，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与构建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同处一个世界，面对环境污染与治理等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隔岸观火，因此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必须全球携手、加强国际合作。正如美国东西方中心总裁查尔斯·莫瑞森说：“生态文明不止是中国梦，而是一个全球梦。” 结 语 作为一个术语，“自然整体观”的含义及其渐变态势的论述还会不断进行，不同意见者还会有很多。从伏羲八卦宇宙观到《周易》《易经》、道法自然社会观、天人合一道德观，中华民族对“自然整体观”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 观点不分大小，价值决定高度。“自然整体观”的建构是基于二种偶然一种必然现象：其一，宇宙的形成是来自高密度物质的一次偶然大爆炸，当然也就有了太阳系和地球;其二，生命的产生，也是与一次板块的偶然碰撞有关，致使人类最早出现在中国亚热带地区，成为现代人类的发源地;其三，由于人类自己的行为所致，人类生存环境必然出现恶化，面临危机。这三种现象，前两者人类无法改变，后一种可以改观。作为人类出现，经过发展进入文明社会，再发展走进今天的“复杂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探研自然界的步伐始终都没有停歇，认知高度逐步提升，由“先天八卦--后天八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到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渐变态势越来越强劲，功用价值愈来愈高。从时间纵轴观之，自然整体观从伏羲先天八卦的确立，到周文王演绎六十四卦，这其中实质就是一年当中，人类通过最直接的天象、气象、物象观测，判断的是“三象”的一个自然循环往复，这便是自然规律。而后起的《易经》便是把“自然规律”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期的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既是中国人对一年天气变化规律的总结，根据这些节气的变化可以安排农事的日程，又是中国人对待自身生命的规律。由此，中国人从来都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一分子，从不凌驾于自然和万物之上，而是视为一个整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平等共享，这便是“中国态度”，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 本文只是自己在高中地理环境教学中，嵌入到学生阅读教材中的一点不成熟的悟道梳理总结，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与交流中给予大家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