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的始祖文化的考据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偶坐为茶语 发布时间:2008-07-24
摘要: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贾相原始居民

    1988年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在济宁市汶上县的贾柏村东南的高地上,发现了珍贵的母系氏族遗址。它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50米。1989年至199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两次在这里进行了发掘,发现房迹10余座,灰坑10多个,清理墓葬19座。房迹形状有葫芦形和圆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每座房子的面积8~20平方米不等。墓葬多为单人葬,也有少量的2人葬、3人葬和迁出葬等。在这里出土的陶器有钵、盘、盆、碗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石器有石磨、石盘、石斧、石石奔等。通过发掘研究,我们似乎看到了7000年前贾柏原始居民生活的概况和习俗。在这里发现的200余件细石器中,有石核、石片、雕刻器等,经鉴定,这些细石器距今1万年以上。此处遗址细石器的发现,在国内平原地带尚属首次,它否定了“平原地区不可能有细石器”的观点。

    贾柏遗址是济宁境内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这说明早在1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了。有了人,便有了人类历史。贾柏高地原始居民的生活,揭开了济宁历史的序幕。


   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时期的王因原始居民 

    位于济宁市高新区王因镇东南的缓坡状土丘上,是泗河流域氏族聚落的代表,是我市境内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址。据考证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王因聚落,

    王因遗址发现于1975年。1976年至1978年,文物工作者对此进行了5次发掘。发现房迹10余座,窖穴和灰坑近100个,清理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数千件。房迹平面呈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墓葬的特点是,合葬和二次葬占有一定的比例,绝大多数合葬墓为同性合葬,异性合葬极少。墓内的随葬品多者十几件,少者2至3件,说明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生产工具只见于男性墓葬中,纺轮均葬于女性墓中。这说明两性分工已经十分明确男性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而女性已退居次要地位,从事家庭内部管理和编织等辅助劳动。这里还出土了一些陶器和石器,其中陶镯、石耳坠等装饰品的发现,说明这里人们已经产生了爱美的观念。

  父系民族公社时期的野店原始居民
 
   距今约6000-5000年前后的野店聚落,位于邹城市南6千米的峄山镇野店村南的开阔台地上,她不仅是济宁境内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址,因她几乎包括了氏族公社时期整个发展阶段的全过程,所以,她还是一处探索山东地区原始文化系列的重要遗址之一。

    野店遗址发现于1964年。1971年至1973年,文物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100多座,灰坑23个,房基7座,陶窑2个,出土文物1000多件。对墓葬的清理研究发现,这些墓葬从地层和墓葬的叠压关系及随葬品的演变可分为5个时期。第1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末期。第2、3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期。第4、5期处于父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墓葬明显增大,出现了原始椁和成年男女合葬墓。墓内的随葬品多寡十分悬殊,大多数墓只有几件陶器,但有的墓有棺有搏,墓中有优质陶器,死者还佩戴了玉、石串、松绿石坠等饰品,随葬品中有精致的骨雕筒、象牙筒、骨梳等。这说明私有制已形成,阶级已出现,人类社会又将跨入一个新的时期,奴隶社会。

    在济宁境内发现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存较丰富,也各有特色。20世纪60~80年代,经过考古发掘的有:曲阜西夏侯遗址、泗水金庄镇尹家城遗址、微山欢城镇尹洼遗址、兖州的西吴寺与龙湾店遗址、任城区长沟镇的城子崖遗址、曲阜新区小雪的南兴埠遗址、邹城的漆女城遗址、任城唐口的寺固堆遗址、鱼台李阁的栖霞固堆遗址等。我市境内这批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我国氏族公社制度的发展与消亡、私有制的起源及其先人的经济文化生活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西夏侯遗址位于曲阜市东南9千米的西夏侯村西的高地上,东西长300米,南北宽400米。195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62年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600余件。尹家城遗址位于泗水县金庄镇尹家城南的高地上,1963年发现,1973年-1985年先后四次发掘,出土石器、玉器、骨器、蚌器、陶器、青铜器等3200余件。

  黄帝和炎帝、太昊和少昊等的传说

   我之所以把济宁的考证写上,就是想说明原始社会时期就有部落存在在这方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了。《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所谓纪传体的“纪”就是指本纪。《史纪》共有本纪十二篇,以历史上的帝王为中心,上自黄帝,下至司马迁当时的帝王汉武帝,依次记叙了他们的言行政迹,同时也记载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本纪就是一部按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本纪排在全书的最前头,历来被视为全书的纲,它保存了许多历代相传的历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年代发展顺序有着重要的价值。纵观本纪十二篇,就思想内容来说,处处反映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史学观和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往往是从客观史实出发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而不以个人好恶评价英雄的成败和朝代的兴衰;就艺术特色来说,最为突出的是取材慎重,剪裁适当,布局合理,详略有致,抓住重点,渲染抒情,在多数篇目中都有精彩之笔,人物真实,场面生动,感情饱满,或敬慕,或憎恶,或惋惜,或悲壮……《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中的第一篇《五帝本纪》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五个部落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我罗索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济宁的始祖文化是有据可查的,希望耐心等待下文。

   黄帝,姬姓,号轩辕氏,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记载,“母曰附宝,……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曲阜东北六里。黄帝成年后,率氏族西迁,逐鹿中原。为了纪念黄帝诞生于曲阜,北宋真宗皇帝曾下诏,将曲阜县更名为“仙源县”,并将县城迁往寿丘,还在黄帝诞生地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景灵宫”纪念性庙宇,总计1320楹。相传黄帝造出宫室、车船、兵器,还命仓颉造字等。据说我国早期的历法算术、音乐等的发明,都与黄帝的直接参与和指导有密切关系。

    炎帝,姜姓,号烈山氏。相传他改进农具,教人农耕,尝遍百草,发明医药,是中华原始农业和药学的创始人,因此号称神农氏。他还发明陶器,开辟集市等。据史书记载,他中青年时率部落在中原一带发展,晚年时以曲阜为中心,继续事业的发展。

    传说中,太昊即伏羲氏,是东夷部落联盟最早的首领,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太昊最初活动的中心在泗河上游一带,后来向西进入中原,其活动中心在陈。据史书记载,太昊曾“创八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正五行,以定人道”,又发明五十弦琴及乐器陶埙,为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少昊是继太昊之后的东夷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活动中心在奄。因他“执太昊之法,故名少昊”。今曲阜城东有少昊的陵墓,少昊陵呈“复斗状”,号称“中国金字塔”,外表以青石覆盖,俗称“万石山”,又称“万寿陵”。墓前有宫殿、配房、牌坊等,古柏森森,庄严肃穆,整个陵园占地125亩,现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昊和少昊生活在4000年以前的济宁大地上,与黄帝、炎帝、虞舜等同处于一个时期,他们为东夷部落的发展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

   《孟子》一书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诸冯在今平,靠近今泗水县历山乡;负夏,秦代起称瑕丘县,在兖州市城西北20公里,即今新驿镇顿村。《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意思是说,“舜曾在历山耕地,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工具及工艺品,在负夏做买卖”,以上五个地名均在我市境内。历山即今泗水县历山乡;雷泽即历山脚下的洼地,老百姓至今仍称“雷夏泽”;河滨即今泗水县柘沟,自古就是制陶中心;寿丘在曲阜城东,今名旧县村;负夏即后世的瑕丘县,在兖州市城西北20公里,即今新驿镇顿村。因此,舜青年时期活动范围在我市的泗水、曲阜、兖州一带,成年之后,入主中原,取代了尧的地位,成为中原各部族推举的共同“首领”。

   当时的济宁地区,处于东夷部落和中原华夏部落的交汇地带,对东夷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起着桥梁作用。东方夷人不断进入中原,中原的华夏部人也不断东迁,两大集团在这交汇地带相互吸收先进的文化思想、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使当时的济宁大地繁荣昌盛。

    在一个地区内,原始文化如此丰富,原始文明如此发达,是比较罕见的。这就足以证明,济宁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万年以前的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进步着、发展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使这里出现了远古文明的曙光。伏羲、女娲、黄帝、少昊帝均出生于济宁的传说,为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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