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思想看儒学的现代性新开展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张新民 发布时间:2016-08-01
摘要:

  题记:本文为2015年3月在贵州文史馆举办的朱熹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主要针对台湾学者杨锦富教授的高见而展开。杨教授之报告,尤其强调朱子乃中国儒学复兴史上极具关键性之人物,不论文化的传承,或是文化的创新,他都都扮演了承先启后之角色。“承先”主要指其将旧有的思想逐一整理、消化,“启后”则以为他提供了文化系统之新统绪、新面貌。因之,就儒学思想传承与创新之意义看,他可以是唯一能和孔子相比拟之人物。我之发言,则主要以提问之方式而展开,所问虽多,不无三个方面,故标题亦以“暮春三问”示明。初稿由郎启飞君根据录音整理,再由新民适当修改润色,刊发于儒家网。谨向启飞君致谢!

  杨锦富教授讲得非常好,有风采,受启发。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确实地位很高,孔子之后第二的评价是恰当的。他是又一座思想发展史上的高峰,自宋迄今八百年来的第一人。但朱熹之后有阳明,阳明也是思想史上的高峰,他们都在历史上发出了很大的声光电响,因而对我们也可说阳明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五百年前是阳明,八百年前是朱熹,正好是两峰对峙,三水分流,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高潮迭起,学派众多的有趣局面。

  我的发言因杨教授的启发而引起,想先谈谈朱熹学术贡献和影响的历史定位问题,然后再有三个方面的提问供大家思考,不妥之处杨教授可率直回应或批评。

  一、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朱熹的历史地位

  朱熹无疑是儒家学术的集大成者。我在这里想起上世纪初(1919年)陈寅恪和吴宓留学欧洲,他们两人比较中西文化,梳理中国学术,从他们身处的异国环境回头看中国,其中也谈到了朱熹,认为他在中国的地位,就类似于西洋的阿奎纳(Thomas Aquina)。阿奎纳同时兼擅哲学和神学,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用他来比况朱熹,当然是很恰当的。陈寅恪与吴宓身处的时代,乃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大开大合已成为潮流的时代,所以他们看中国问题,已明显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或者可以说,他们是最早从世界整体范围出发,其中当然也包括胡适、陈独秀等一批学者,评价朱熹一类的历史人物,寻找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出路的人。

  现在我们回头看朱熹,同阿奎纳一样,他也是中国古典学问的集大成者。钱穆先生说他综合了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是中古晚期学术史上罕见的一人,决非过分溢美之辞。他仅整理了不少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而且一生讲学不辍,教育上的贡献很大。至于哲学思想上的阐释发挥,例如理气、心性以及格物致知等问题,讨论颇多,范围亦大。而无论理气或心性,与其他宋明大儒的看法一样,都与更广大的宇宙论问题相联系。一方面他强调“理”即为“天理”,乃是本体,显然理具有先在性和先验性,另方面他又主张理不离气,“理在气中”,说明理也可以显现出具体性与经验性,实际仍是坚持中国传统一贯持守的本体与现象、先验与经验不可二分的立场。理不同于气又不离于气,不同于情又不离于情,既是外在超越的,可称为“天理”,又是内在切身的,当名之为“性理”,“性”与“天”相通,更重要的是“天”、“性”、“心”、“情”根本就不能间隔,当然也可用简单明了的“天人合一”说来表述,关键所在无非是我们应该怎样看世界,应该怎样看人生。宇宙的创化过程与人的创造实践活动,无论在本体论或目的论上都是一致的。尽管从整体上看,朱熹与陆象山的进路不一样,所谓“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属形而上的世界,设有将“理”下贯至心的层面,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总感觉有些分隔,因而牟宗三批评他的天理只存有不活动,超越绝对的理固然可以显象为可经验的具体事物,但与王阳明的“心即理”说相较,“性即理”说的确缺少了感性直观的活动的环节。前者显然配合了世俗化的文化发展走向,后者则更容易让人感到一种超验的威严。朱熹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擅长分析的一代大儒,他认为人性之理直接禀受于形而上的天道天理,性之理本质上与天地万物之理相贯相通,但也主张“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流行的天理当然可以显发于人的道德实践,因而在突出“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同时,也强调了“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认为“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完全可以由人心见天心,见天心本质上就是见道心,当然也是《大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境界,最终建立了一套心、性、情三分的格局,形成了理气二元不杂不染的形上哲学体系,既维系了儒家人文主义取向的精神传统,也高扬了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道德实践主体性。可见他的精神境界并不偏枯,尽管入道未必就很深,尤其与王阳明的证量工夫相较,似乎仍有一间之隔。人性人心对善或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乃是生命的永恒的,即使面对黑暗我们有深层的理由怀抱拯救的希望。如何在人间现实社会开出万世太平,我以为始终都是理学关心的中心问题。

  朱子的思想来源,我想主要是孔孟,同时也继承了二程,最突出的便是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当然也可说是回归儒家原典——注释《四书》的结果,但荀子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与荀子一样,他不仅重视人的道德实践,同时也强调知识学方面的积累。涵养方面的“用敬”与进学方面的“致知”,在他看来似乎都不应偏废。从宋代学术渊源流变看,北宋四子——周、张、二程——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近思录》主要介绍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等人的思想就是明证。与陆象山的交锋辩论,未必就不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助缘。值得注意的是,从他的思想的整体系统看,《四书》的地位是压倒《五经》的。这就决定了汉儒与宋儒的不同,也决定了经学与理学的不同。他强调“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可见他十分讲究为学的次第,也重视下学上达的工夫,他的思想言说的体系范畴固然主要是以《四书》为中心展开的,但未必就与佛教的挑战或影响毫无关系。我们看佛教讲心性论讲得极为细密,儒家要重建形上的世界就不能回应佛教的挑战,当然就会涉及心性的问题,但《五经》论及心性的地方并不多,反倒是《大学》、《中庸》,《孟子》的相关思想资源较为丰富,所以《四书》历史地位的上升,其本身就有佛教刺激的历史因素。我们从朱熹一生事履及其身处的整体时代观察,他受佛教的影响是既大且深的。只是他们巧妙地运用了避名取实,买珠还椟的方法,将佛教义理化为儒家思想资源,暗中融入到《四书》一类的儒家经典之中,一方面避免了用夷变夏的恶评,弥补了中国思想文化固有的不足,一方面也强化了儒家学说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精神元气,开创了一个时代理学发展的时代新格局。朱熹承上启下的功劳,当然绝对不容低估。后来的学者如康有为,批评说孔子的思想学说,一坏于荀卿,再坏于刘歆、三坏于朱熹,立论显然是偏颇的,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如何应儒、耶、回三教文明对话的新格局

  宋明儒吸收整合佛教思想资源来发展儒学,但始终又未丧失儒家本位立场,说朱熹是集大成的思想家,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了理学的成熟和完成,显然佛教也发挥了助缘的作用。

  与其他同时先后的大儒一样,朱熹并不讳言自己受过佛教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不失为开辟儒学新天地的重要人物。理学世界的成熟与完成,只有到了朱熹的时代才有可能。这一过程也是中国人不断吸收和消化佛教思想资源的过程,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佛教的本土化与儒家理学世界的建构,犹如一枚铜币的两面,根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

  我现在的问题是,回顾历史,瞻望未来,如同宋明儒面对佛教的挑战一样,我们今天也需要回应西学的挑战,因此,如何整合西学资源来谋求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发展的同时又不丢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即一方面将西学包容进中国的学问系统之中,极大地丰富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一方面又重新激活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开创出民族精神的崭新天地。

  与朱熹的时代及其所遭遇的问题相较,我们面临的挑战更严峻。因为朱熹的时代佛学的挑战主要仍在形而上层面,讲心讲性,讲理讲气,主要均集中在形而上的层面,与佛教的对话主要是不同精神传统之间的对话。但现在西学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挑战是形下形上全方位的,而无论形上世界或形下世界,在中国文化看来都是一体的,两个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世界。尽管现在多元的文化环境较之朱熹的时代更为错综复杂,但我们仍有必要寻找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和谐相处之道。尽管现实的社会环境条件并不理想,我们仍有必要回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儒成功地回应了佛教的挑战,我们能不能也成功回应西学的挑战?我们如何重建形下与形上的世界,既不排斥外来的他者又决不跟人脚跟,真正做到吸收西学资源只是丰富自身文化的中国性而非彻底地去中国性?如果说过去儒、释、道三教相摩相荡助长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元气,那么我们今后又应该怎样回应儒、耶、回三教文明对话的新格局呢?

  三、《四书》与《五经》之间的思想资源是否能够整合

  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朱熹一生精力花在《四书》上面最多,宋明儒则根据《四书》建立起了他们的学问系统,但这个系统重《四书》轻《五经》,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来成了官方科考必用的课本,晚近以来的港台新儒家,包括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思想资源的经典依据也主要是以《四书》为中心,同时也吸收了大量西方的哲学思想,建立一套邃密的理论体系,扎根则在心性体验之上,学界一般称他们的儒学为心性儒学。现在大陆也有一个儒家学者群体,则强调《四书》之外的《五经》的重要,主张返本到《五经》重开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五经》中如《春秋》、《尚书》都有大量的政治思想资源,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与古文经学不同的今文经学,最能发挥孔子寄寓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也最关心人间社会的制度安排。

  大家知道,汉儒董仲舒对西汉的建制贡献颇多,两汉的典章礼乐制度也是世界上最灿烂文明的制度。这显然与两汉经学的发达有关,譬如董仲舒的贡献就得力于他的《春秋》学。所以我想追问的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整合《四书》与《五经》的思想资源?由于汉儒与宋明儒一偏重《五经》一偏重《四书》,我们是否在整合《四书》、《五经》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也要整合经学与理学的思想资源?从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角度看,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是不是也可以整合?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曾撰写《五经臆说》,可证《五经》也是他思想构成的重要来源,但他以后又重新解释《大学》,撰写了《大学问》等重要文章,可证《四书》在他思想的地位也很重要。其实他在专制制度的压抑下,政治关怀的强烈未必就比朱熹差,那么朱熹与阳明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整合?

  当然,整合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最大化地调动一切资源来谋求新的发展。我们不能局限于一部《四书集注》,如同仅仅为了科考而老死场屋的俗儒一样考虑问题,我的提问就是想要尽可能地拓展大家思考问题的空间。道既然遍及自然及社会中的一切存在,当然就可以经学化,同时也应当历史化,我们难道不应该多方面地寻找生命与经典的源头活水吗?

  四、遵德性与道问学是否能够相互弥补

  最后,格物致知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正德、利用、厚生、立制、致知,在儒家思想系统中一个也不能缺少。牟宗三认为朱子的理论是一个横摄的糸统,阳明的思想是一个纵贯的系统。这当然与朱子偏重道问学,阳明偏重尊德性有关。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戴东原是朱子道问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阳明学说在传衍过程中产生了现成良知说学派,都可见朱熹与阳明两人的学问,的确在路径取向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我们今天看朱子思想体系中的“心”,确实有突出的认知的取向,但他的终极目标又是成贤成圣,也就是说他要进入圣境,但又不愿放弃知识学的进路。所谓横摄的系统即知识联结主体与客体所成就的只是平面的知识世界,而纵贯的系统即道德联结主体与客体所产生的是立体的道德境域,两个世界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但却不能颠倒错位。朱子想要以知识的方法进入道德的境域,虽然不能说全错,但较诸象山、阳明,显然是绕道行路,不能不有支离烦琐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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