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 上一篇《公冶长》,是对前四篇整个学问系统,作一对话式讨论的前半集,本篇第六篇《雍也》是和第五篇的性质相衔接起来的,也就是讨论印证的后半集。 闲置帝王才 这里就讲到一个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 之言然。 这篇书,同上篇以公冶长的名字来作篇名一样的,也是以学生“雍”的名字来作篇名。《公冶长》代表修德之体;《雍也》代表进业之用。雍是孔子学生中有名的一个,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轻二十九岁。在孔门得意的高弟当中,他认为道德学问都行的是颜回;慷慨好义、军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经济等等第一是子贡;另一个他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冉雍。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所谓南面,就是说他有南面而王,君临天下的大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怕孔子,因为他的排场太大了。一来就带了那么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国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国中的各项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贡出任,三军统帅子路可以站出来。这情形,诸侯列国有谁敢收容孔子?他在那里一待,谁都紧张。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圣人,实在是起来有自。他不是没有办法,而是非常有办法,只要他头一点说:你们干吧!问题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战国时,随便哪一个大国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来。但是孔子不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这种道德修养,就值得我们研究了。如果对当时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为圣人,是读书人被逼得穷到无可奈何,才做了圣人,那就完全错了,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孔子提出来:“雍也,可使南面。”这是说冉雍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传统文化观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们推翻以前,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古时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报,就要论罪灭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没有?有的,但是大门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许正向南方。只有州、县等官府的衙门,或者神庙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这是中国专制时代建筑方向的规矩。还有,北京的房子,在过去绝不能高过宫殿,否则就是犯罪。所以“南面”这两个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称帝称王的代名词。 我们在这两篇书上看得出来另外的一个道理。第五篇公冶长,坐在牢里犯了法的人,孔子却把女儿嫁给他;第六篇则讲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而冉雍本来是最可怜的人。他的父亲很不好,出身于贫贱家庭,如以阶级观念来讲,他的父亲是所谓下等人,可是他的儿子却资质非凡。由这两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上古时代,那种注重阶级的社会里面,他并不考虑到这些。他只问一个青年,他个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个人才,该如何就如何。所以后来他也一再鼓励冉雍。当然,冉雍下意识中也会有一种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难免心理上有点自卑感。孔子就告诉他,不必要存有这种心理,一个人要靠自己站起来。所以这两篇书,第一个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艰难中,由孔子的培养,学问德业才能有所成。 说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在《庄子》这部书中也曾经提到过,他非常豁达。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很有内涵。《史记》上写汉高祖,也有这种字句。达者指度量的宽大,讲得好听点是豁达;讲得难听点,就是“吊儿郎当”,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这个样子,也有一半像豁达——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豁达的人往往太简。关于这个“简”字,值得研究了。我们须要特别了解:孔子经常提到的“简”,就和老子所提到的“俭”,观念是一样的。这两个字的定义,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一切都是简化,近乎豁达,批评得简单明了。那么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说做一个领导人“居敬而行简”,如果对一件事——处事,对一个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会的事务,就对了。如果说内心的精神,没有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重视行政组织,没有“敬业”的心理,只是满不在乎,以此来标榜简化,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就变成一种权术、一种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在我们历史文化上,做领导人的,要注意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爱好一件事或一种动作,标榜一事或提倡某一点,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颦,做得更热烈、更过火了。孔子听了冉雍的话,马上就说,你的话对,我一时说错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态度及教学精神的诚敬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