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场的“吃喝文化”

中国人向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连孔圣人也坦承“食、色，性也”，一句“吃了吗”更是人们见面时最温暖的问候，可见中国的“吃喝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然而，倘若是普通老百姓讲究点生活饮食甚至出几个“美食家”，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饥寒交迫，若遇上水旱肆虐的灾荒年景，被迫“易子而食”也并不罕见，根本无缘享受美食。

那么，又是什么人狂喝豪饮、享用饕餮盛宴呢？答曰：“官人也。”的确，中国古代官场的“吃喝文化”在一茬又一茬官员身体力行的接力吃喝中，不断“发扬光大”，几乎成了风靡官府的“时尚”、不可阻遏的“潮流”。如果有心人对数千年中国官场吃喝掉的钱财统计一下，那肯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天文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官吏们吃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旧制度下的官场就是一幅醉生梦死的“吃喝图”。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最高统治者往往励精图治，力倡俭朴，带头节衣缩食，吃喝风处于“青萍之末”；到了王朝中期，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休养生息，社会财富日积月累，出现所谓“盛世”，这时的统治者日益丧失了当初的进取精神，沉湎于声色犬马不可自拔，吃喝风遂如狂飙突起；至王朝末期，吃喝风迅速滋长，成了谁也管不了、堵不住的“心腹之患”，直至“抽心一烂”，土崩瓦解。

由此可见，王朝中期是吃喝风盛行的关键时期，其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实在是兹事体大，最终关系到社稷安危。这一“规律”在清朝历史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清朝初期，满清统治者尚能保持戒惧之心，在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官场吃喝风不算严重。然而，到了乾隆时期，在皇帝的鼓动下，吃喝风“劲吹”，至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吃喝风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嘉庆、道光年间，黄河年修费用有五六百万金，但真正用于河工者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被官吏们“吃”掉了。河督请客，需用一篮子猪肉，却要宰杀50头猪，只选取最好的部分，其余的全部扔掉。

吃一次驼峰，竟然要杀三四头骆驼，鹅掌和猴脑也非精华者不食，甚至一盘豆腐也要花费几百金。一顿宴席，吃上三昼夜司空见惯。当时的各厅道从元旦到除夕，除非大忌之日，每天都要听戏宴请。曾任西安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每有官员路过西安，他都要一面张灯结彩，一面准备演戏和宴席。宴席分上席和中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必备鱼翅海参。演戏、宴请再加上送礼，每次花费总在200金以上，全年更是不少于5万两黄金。为此，他十分自责，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有识者耻之”。

流行官场的吃喝风如鸦片一样摧残着清王朝健康的肌体，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其中极少数眼光敏锐者如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其时已迫在眉睫。

1867年，当清王朝因洋务运动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呈现出“中兴”景象的时候，赵烈文目睹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外敌虎视眈眈的社会现实，断言大清王朝将在50年内灭亡。堪称大清朝中流砥柱、“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也深感无力回天，只能闭上眼睛对抗日益迫近的暮日，惟“日夜望早死”。不幸的是，赵烈文一语成谶，44年后清王朝果然在一片吃喝风中吃尽了自己的气数。

或曰：“吃吃喝喝，小事也，何以危言耸听，扯上邦国兴衰？”此言差矣！吃吃喝喝，固然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但官场的吃喝却会产生“蝴蝶效应”，不断扩展其消极影响：其一，吃吃喝喝会从星星点点的腐败现象发展成为社会的整体性腐败。当一个社会的肌体健康时，即使有局部溃烂，还可以通过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将腐败现象逐渐消除，如雍正朝对康熙晚年官场腐败现象的整肃，即有效清除了侵入肌体的“吃喝病毒”，使雍正朝吏治为之一新。

但当一个社会陷入整体性腐败时，虽华佗在世，也是药石难治了，清朝嘉庆以后的吃喝成风，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历史反复地告诉后人：当官场出现吃吃喝喝的苗头时，就要重拳出击，将吃吃喝喝的腐败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否则，等其恶性发展后再去收拾，就为时晚矣！其二，吃吃喝喝丧失民心，动摇国本。如果吃吃喝喝仅仅是消耗了一些社会财富，那还可以挽救，若吃吃喝喝发展到人神共怒、丧尽民心之时，那就无可救药了。民心是社会的温度计，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尺。清朝中叶以后官场吃喝的无度挥霍，最终丧失了人心，而失人心者必然失天下，这是历史的无情铁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貌似强大的清朝“巨舟”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瞬间倾覆。

姜国芳作品《大宴》 370×215cm 2003年

延伸阅读：

历史上的官场吃喝风：取之于民 用之于官

叶克飞

官场上的吃喝风气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大多数朝代将其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

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据载，林则徐此行不但拒绝了一切接待馈赠，还轻车简从，随从“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相比利用手中权力一路吃拿卡要的官员，林则徐动用手中权力拒绝接待，可算是高风亮节。但此举也侧面说明了晚清官场吃喝风气之盛，一般官员即使心有抗拒，也几难免俗，若一定要像林则徐这般强硬，恐怕还得罪人。

这种官场风气并非晚清独有，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

权力与应酬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权力与吃喝应酬，有时是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古代为官者，吃喝应酬是常态，几成官场规则，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权。同样，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久贫乍富的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质的丰富而愈发繁复，最盛大的当属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百官均要参加，还可以携眷，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还有新皇登基时的元会宴，改元建号时的定鼎宴，祝寿时的万寿宴等。

在皇权社会里，宫廷宴会属于“绝对权力导致的特权特供”，本不属本文探讨之列，但这种风气确实影响了官场生态，官员们上行下效，将宴会变成了一种固有流程，从升迁、到任到离职，还有寿辰、婚嫁等，宴会贯穿整个官场生涯。至于日常应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两两喝个酒聊个天，是很多官员维系关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场动荡，官员调动频繁，这种宴会也会跟着频密，如《汉书》中描述，西汉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的混乱局面。到了《后汉书》，又有“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的记载，可见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已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

有时，官场应酬还会引发血案，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发生在演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篇不久，倒霉的督邮就吃拿卡要未遂，还被暴打一顿。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仍盛，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饷馈皆百姓出”，所谓“花公款”，成了“花公众的钱”。

吃喝应酬与政治清明与否无关。

有人以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乱的黑暗年代，官员越热衷吃喝，其实不然。官员应酬吃喝之风，与政治是否清明基本无关，有时盛世反而更为流行。比如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宋朝，就是官员吃喝风最盛行的朝代。《宋史》记载，宋朝有“旬设”之制，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费宴犒，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各衙门动用公款宴请都有公开账本，名为“公使苞苴（jū）”，这种用于公务接待的公款即称“公使钱”。

名臣范仲淹曾解释过公使钱存在的合理性，“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认为这一切都基于公务，让来往公务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这些制度使得官员动用公款吃喝成为常态，宋孝宗时的平江知府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款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钱状》中记载，庆历三年，仅渭州官府官员，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会。《朝野杂记》记载，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也就是说，不但有得吃，吃完还可以拿礼物。

通常，吃喝肯定伴随着送礼行贿，仅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就花费了十二万缗，一缗等于一千个铜钱。

北宋时，杭州已极为繁华，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杭州当地还得专门安排一名官员负责接待，大名鼎鼎的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就疲于应付接待任务，甚至称这里是“酒食地狱”。

时人曾这样描绘宋朝的公务接待：“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此外，宋朝还曾有“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的规定，即官员下乡工作时可以公款吃喝。

另一盛世唐朝也将公款吃喝列入国家制度。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都设有食堂与公厨，官员巡视时，地方也会进行接待。唐朝设有“公廨钱”，本意是补充办公经费，但基本用于官员补贴和吃喝。

有一个“鸡舌”的典故，前几年曾被安在唐代官员李绅身上，指他生活豪奢，尤其爱吃鸡舌。李绅曾历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节度使和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等要职，拜赵国公。但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还是那首小孩也会背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是千古名句，提示大家要爱惜粮食。也正因为《悯农》与鸡舌的巨大反差，一时成了网络热门话题。不过他与鸡舌的故事并未见诸史料，估计只是以讹传讹，但以其地位和唐代风气，生活豪奢倒不会假。

堪称明代第一名相的张居正同样豪奢，他有次返乡奔丧，各地官员纷纷巴结，对这位美食家投其所好，每餐菜肴多达上百道。但即使如此，张居正仍然觉得不值得动筷子。真定知府钱普平时烧得一手好菜，此时亲身上阵，才使得张居正大快朵颐，发出“总算吃了顿饱饭”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