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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汉碑隶书是中国隶书的唯一刻石载体，对于研究中国书学文化、历史的演进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作者久居孔孟之乡，对汉碑情有独钟，故从汉碑的历史地位、书学文化风格特性、对后世隶书发展的影响、其精髓在于文字内容等方面在文中予以论述，以期引起书学界对于汉碑研究的更大重视。文中所论及的汉隶对近当代书家的影响，特别提出马一浮、孙其峰、来楚生、何应辉、张海五人，在书学界尚属首次；论及的汉碑文字内容的史学和文学意义，在书法理论方面亦开先篇。
什么是文化和艺术？文化是人类用自己的心灵开掘出来的可以起教化作用的文字、符号、数字等的总称；艺术是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直观而形象的表现，也是心灵的一种最高级、最精微的展露方式。什么是书学文化？是从文化艺术的独特角度对书法观察、揣味与延伸、理解后所形成的高级文化层面，亦指人们对书法渊源、演革、风格或创作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而中国汉碑（隶书）兼顾了文化和艺术的两种品质，是研究书学文化的阶段性载体和直观物化了的文化表征。笔者久居文化底蕴厚重的孔孟之乡，对汉碑文化情有独钟，为此从书学文化的角度对此谈点看法。
一、汉碑隶书的产生发展和历史地位
说到汉碑，必研探隶书。隶书滥觞于西周，萌芽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定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经千余年衍化，日趋完善，达到高峰。
1、隶书是书学历史演进的里程碑
隶书的涵义比较宽泛，它包括秦隶（又称古隶）和汉隶（又称今隶）。秦隶是指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处在由篆及隶过渡阶段的初级隶书。汉隶是指已成熟的隶书，产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
把隶书作为字体的名称始于秦代。对隶书的产生，史料说法不同，这里仅举两说：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戎，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也”。这说明当时由于军政事务繁忙，来不及写古文（大篆），只写简约便易的隶书体，以解处事之应急。
晋·卫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又说：“或曰下絡（今陕西省渭南东北）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去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乃成书。或曰程邈所定书也”。这一史料认为隶书是秦人程邈所创。另有史料说程邈改革字形所参照是“秦二世诏版”及秦代数种“权量铭”金属器物上的篆文，此不详述。
可以说，隶书到了汉代经过书者不断地研究实践与加工整理，删繁就简，截连为断，脱胎篆意，趋于方整，定型为便于通行应用的方块文字。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说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和飞跃。其演变特征为，一是笔势舒展，波笔捺脚渐趋明显；二是曲线变方折，字型扁平方正；三是部分偏旁化为不同形体；四是省略合并篆书部分形体；五是将不同的偏旁合并，突破了“六书”造字原则，奠定了楷书基础，标志着古文字时代结束，开创了今文字的新阶段。从此人们对这场介于篆、楷之间的转折变革，定为我国书体文字和书学历史划时代的里程碑。
2、碑石形制和碑碣云起
汉碑是指从汉朝保存下来的石碑 （包括碑、碣、墓记、摩崖、石经等）。在此只讲最主要的两种不同形制的碑刻，一是碑版，二是摩崖刻石。
《说文解字》对碑的解释是“竖石也”。追其源，本是古代人们置于宫室、宗庙前面的石桩、石柱等。功用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备拴祭祀时用的牲畜，有的是为了观察日影、推断时间。更有冢墓之用者，在举行葬礼时利用石上的圆孔（叫“穿”），把棺椁放入墓中。方法是在孔中安装辘轳（即滑轮），“穿”中绕绳，绳的一头系在棺木上，另一头则用人背拉，背拉的人听击鼓为号，然后徐徐下棺。后来人们触景生情，因情生义，利用石板刻上文字，并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
碑为长方形，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完整的碑文包括碑额、碑阳、碑阴、碑侧等。碑额刻碑题，碑阳刻正文。立碑出资者刻在碑阴或碑侧上。立碑树石大多与人、神的祭祀有关，极具礼仪功能。所以碑文多是高文典册，书迹也以端庄精丽的隶书为主。碑文大都是歌功颂德的谀词，由文人撰写。
有些文字需要刻石垂流久远，昭示后人，不在山中采石，索性把文字刻在山壁之上，留书法于天地自然之中。这种形式的石刻文字称为“摩崖石刻”。摩崖石刻起源很早，远在商周时代就有，优点是刻石宽大，气势恢宏，而又不易亡失，可长久保存。
汉碑形制的差异，在我国地域分布上也大不相同。摩崖石刻多在我国西北黄河中游地，形制重气势；而碑版多在我国黄河下游，首推儒学发源地山东、河南，形制重精丽。摩崖刻石碑文内容以开拓性业绩为背景，而碑版刻石碑文内容多以尊孔的礼仪为背景。
隶书碑刻兴于东汉时期，章帝以前传世碑刻少见，和、安二帝以后树石立碑之风渐起，至桓、灵之际（公元147-189年）碑刻最为精淇，数量最多，凡山川、古迹、桥道、庙宇等处无不以碑记之。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是汉碑隶书兴起后的黄金时代。资料提供，汉碑见之于历代著录的有七百余种。解放前石存的有一百七十种以上，解放后新发现的碑刻题字也有百种。
3、汉碑隶书兴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任何事物生长壮大都有其原因，汉碑隶书大兴于汉代，从以下几个方面足以看得更清楚。
——思想基础。汉代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固的需要，打出“尊儒”的旗帜，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等整套理论，宣扬礼教，为卫道者歌功颂德，从而大兴建碑之风。
——上层力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帝王除了自身擅长书艺外，还大力提倡。并把“以书取仕或以书入仕”作为汉代为官的制度。据史料所载，汉章帝曾下诏所有公卿应用隶书上书，从而确定了隶书的正统地位；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会聚一堂，举行书赛。
——社会需求。由于人们求取功名和出仕的需求，致使功利思想抬头并蔓延，一时鬻文书碑成为部分人谋生的道路。故而学书者大增，涌现出大量无名氏书者和专门从事研究的书家。
——材料使用。汉代以前书写文字的材料多是甲骨、金属类的物品，制作难、成本高。至汉代则利用天然石头，具有刻制容易、保存时间久远等优点。
[NextPage二、汉碑隶书的书学文化风格特性]
二、汉碑隶书的书学文化风格特性
汉代隶书成熟且成为标准书体之后，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个人气质不同，审美上的艺术追求也有差异，至使流派崛起纷争，碑刻书品风格多样，体势各异。譬如，《石门颂》放纵飞动，《华山碑》美妙奇特，《西狭颂》严谨厚重，《礼器碑》瘦挺峻逸，《史晨碑》润朗精细，《张迁碑》方正雄浑……几乎每碑各出一奇。
为了更好地欣赏和领略汉碑风格，应尽可能地了解熟悉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书写内容等。同时用比较的方法辨识各自的风格差异，从而领略其书学文化与风采。在此，选择部分风格各异的主要汉碑予以简介。
《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立，摩崖刻石。高261厘米，宽205厘米。文字22行，每行30或31字不定，共617字。现藏陕西汉中博物馆。
《石门颂》的艺术特点：字势奇纵恣肆，犹汉简风韵。结字方正古健，劲挺多姿，宽松灵秀，集高古苍茫于一身，气象宏大，令人肃然。
《乙瑛碑》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3年）六月刻。碑高2.6米，宽1.28米，厚0.24米，共18行，满行40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乙瑛碑》的艺术特点：此碑形制较大，结体方正，骨肉停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变化灵活，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给人以优美的感觉，有“汉隶之最”的称誉。
《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碑石长172厘米，宽78.5厘米，厚23厘米。碑无额。四面刻字均为隶书。碑阴16行，行36字，文后有韩敕等人题史。此碑现存曲阜孔庙。
《礼器碑》的艺术特点：笔画瘦劲如铁，细处如钢针，如干将莫邪，锋利无比。结体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而且变化若龙，一字一奇，奇中妙美。被人评为隶中“有美皆备”的典范。② （待续）
《鲁峻碑》
《鲁峻碑》全称《汉故司隶校尉惠父鲁君碑》，又称《鲁忠惠碑》。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四月立。高2.83米，宽1.05米，厚0.25米，圭首有穿。碑阳文字17行，每行32字；碑阴2列，每列各21行。现存济宁市博物馆。
《鲁峻碑》的艺术特点：属丰茂雄强一类。气势磅礴，用笔不拘小节，注重大效果，讲究笔画之间的轻重肥瘦对比。结体方整丰腴，宽博厚重。章法上字距与行距相等，字字行行，顾盼紧密，整篇效果自具气势。是汉隶宽博一类书法的代表作。
《景君碑》
《景君碑》又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此碑为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立。碑高2.23米，宽0.78米，厚0.19米。圭首有穿。碑阳17行，满33字；碑阴文字四列，第一、二、三列各题人名18名，第四列2行四言韵语计72字。现存济宁市博物馆。
《景君碑》的艺术特点：笔画介于篆隶之间，笔锋犀利如折刀，无波磔而呈相背之势。字体怪异，形体稍长，亦篆隶相参，开峭拔一派，极有特点。
《史晨碑》
《史晨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二年（公元168、169年）刻。《史晨碑》是两块碑，前碑晚于后碑。前碑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后碑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前碑，碑文17行，行36字；后碑，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史晨碑》的艺术特点：书风温纯典雅，如纯金美玉。结字工整精致，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隶书成熟的典型佳品。
《曹全碑》
《曹全碑》又称《汉?阳令曹全碑》，又叫《曹景完碑》。为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立。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碑阳20行，行45字，共855字。碑阴5列。现存陕西西安碑林。
《曹全碑》的艺术特点：此碑秀丽而有骨力，结字匀整，字势俊美。用笔方圆兼备，以圆笔为主，笔画绵里裹针，富有韧性，每字均风度翩翩，美妙多姿。是汉碑成熟的典型代表。
《张迁碑》
《张迁碑》，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又叫《张迁表颂》。此碑高270公分，宽150公分。碑阴16行，每行42字，全文共568字。碑阴三列，碑额12字似篆若隶。现存山东泰安岱庙。
《张迁碑》艺术特点：方整古拙，以方笔为主，骨力雄厚，刚劲沉着，结构宽扁，如狮蹲虎踞。章法较为茂密，线形屈曲极有动感，对后世影响很大。
……
[NextPage三、汉碑对后世隶书及发展的影响]
三、汉碑对后世隶书及发展的影响
汉碑隶书以独有而厚重的书学文化底蕴，显彰于书史和书坛。《中国隶书大字典》序言中说：“隶书为我国的书法艺术植下了发展与升华的契机”。事实告诉人们，隶书的血脉不断，生命力至今还在延续。千百年来，不因有诸多的形式、多样的书体登场而被搁置，反而有新的发展和创新。
1、“唐隶”的兴盛
众所周知，东汉以后隶书曾一度走过了辉煌的道路，但后期日渐衰微，间断了很长时间，到了唐朝时期方得复兴。正如《宣和书谱》中所言：“至唐则八分书始盛”。清人叶昌炽《语石》也说：“唐承汉、魏之后，分书宏伟，犹有古法。”
唐朝隶书，至盛唐的开元年间（713-741），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习隶者渐多，遂形成与汉隶不同的"唐隶"风格。其中定鼎之作，是唐玄宗写的《纪泰山铭》。这篇铭文是玄宗自撰自书，全文千余字，每字字经20厘米，镌刻在泰山之巅一处高10米、宽5米的巨大陡直的崖壁上。玄宗的隶书笔画丰腴，体态宽博、字势横逸。后来他又用隶书写了名篇《石台孝经》传播于世（现立西安碑林），成为唐代隶书风范的标志。
唐朝前期，以隶书写碑文的书家是欧阳询，其代表作是 《房彦谦碑》。欧的隶书，紧健峭厉，与其正书相去不远，很像是用楷体作隶书。唐朝中期还有著名的 “唐隶四家”，他们是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都是称誉当时的隶书高手。在此期间写隶书碑版的还有梁升卿和徐浩等隶书世家。这种 “唐隶中兴”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德宋年间。由此看来，隶书不绝如缕，一直还有书家继续书写和研探，自有唐人振兴隶书的一份功劳。
2、“清隶”的崛起
清代隶书是隶书书学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宋、元、明三代隶书衰落，至清代方得兴盛。这是由于清“文字狱”严重，政治上的高压加之金石训诂之学大兴，以及秦金汉石和魏碑的出土日益增多等诸种原因，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能够深入到考据之学和“碑学”的实践中，积极的复古主义成为时尚。于是有很多隶书大家视野开阔，入古出新，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隶书体势，史称“清隶”。
这些书家都在继承汉碑隶书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特点，或掺以草法，如郑盙的隶书以北碑为基础间入草法，古拙奇绝，沉着飞动，为“清隶”之滥觞。金农隶书融入特殊写法和《天发神谶》，“以拙为妍，以重为巧”，创出“漆书”。伊秉绶隶书则寓拙于雅，调动造型，高大平正，雄阔威仪，所构成的美术原理，把隶书推进到更具表现力的境地。赵之谦隶书取汉隶，借鉴北碑特长，间入行书之法，其流畅典雅，给人一种轻快愉悦的美感。
3、近当代隶书融古铸今
笔墨当随时代，近当代许多隶书大家对此无不深有体悟。他们首先是深入临习历代经典隶书名帖，有着扎实的功力，同时也能对千年来的隶书兴衰因果、创作理念以及书艺变易情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隶书的创作中既能展现传统经典活力，又能临近现代意识，把握住时代生活的气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隶书艺术风格。
——马一浮的隶书可谓一绝，他是近代有名的隶书大家。他学贯中西，博大精深，被尊为国学大师。他曾经对诸多著名汉碑进行过深入研习，有独到的见解领悟。其隶书得力于《石门颂》，纯用汉法，掺以秦篆笔意，多骨丰筋，茂密精凝，温和娴静，自然和谐。笔画精谨凝练，强劲如曲铁。由于以篆入隶，形象独特，笔法卓绝。
——孙其峰的隶书特色显明，遒练的用笔和苍劲洒脱的韵味，在当今独具一格。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汉隶上下力颇多，达到“精工”的地步。他的隶书字势横展，波势突出，在严谨字法中欲求飞动之势，字里行间已透露出法外求取意趣和神韵，同时隶书中还融入简牍的笔法。他的隶书并非是碑、简书法的硬凑，对于传统也非形貌上的因袭，而是经过了消化的再创造，其书古朴、洒脱，具有魅力。
——来楚生的隶书独标一格。他曾遍临秦汉诸名碑，以黄道周为范本，并在其中苦心经营，多作翻新，形成自主格局。他的隶书与其行书上的成果大有联系，行笔洒脱俊逸，落笔随意自如。其笔姿富有弹性，有时在平正的结构中突现奇险的一笔，或者将流畅的笔道戛然收住。字形结构宽阔扁平，体态活泼多姿，丝毫没有拘谨压抑的感觉。字形变体较大，自然得体，显示出高超的谋篇布局的匠心。人们对其隶书评价很高。
——何应辉的隶书强调变化，着位于笔画无波磔，于苍莽野逸、清新扑拙卓然而立。用笔一反隶书的横平竖直间距平匀，而是俯仰变化无常，如笔画间的突然断体，大胆夸张字的圆转与方折的对照，在强化无波磔隶书的同时，透露出杀气和凌利的果敢，使方圆结合别具特色。且凸显线的重要性，使整个章法布白协调，形体脱俗别致，增加石刻趣味和现代美学气息。
——张 海的隶书博采众长，遗貌取神，以深厚的传统功力，表现着融古铸今的现代精神面貌。这与他长年累月研习名碑、汲取汉碑和唐、清及近代书家优点有关。他特别强调“审美”和“字外功夫”，使其作品具有“品嚼之味”，独具一格，大有创新。他用笔多行草意，纵逸熟练，跳宕流便，并掺以篆法，灵动矫健，增添了几分生拙感和金石气。章法取之简牍，加强横向取势，以求势来不可止，谋篇布墨随机应变，气势得到极大展示，故有“草隶”之誉，令人赞叹不已。
[NextPage四、汉碑书学文化的精髓——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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