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儒家商道智慧》出版和成功发行,向黎红雷教授表示祝贺! 讲几点意思: 第一,中国当代的企业家对当代的中国文化贡献非常大,最近20多年来学国学热,中国当代企业家是国学的重要推动者,因为企业家最早开始谋求中国化的企业商道的建构和实践,同时追寻企业家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使得他们很早把注意力投向了古代的中国文化智慧。这种追寻一直到今天,20多年来是这个社会的刚性需求,所以在最基础的层面支持国学热的展开。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到了升级版,不是90年代小平南巡的时代的中国企业。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文化的支撑,一方面有内在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有进一步的文化支撑,文化支撑将使它的发展再造辉煌。所以中国企业家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最近几年政府也提倡中华优秀文化的转化创新,或者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转化创新从当代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把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企业管理之道结合起来,这一点也符合今年年初“两办”《关于实施中华文化工程的意见》,这个《意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中华优秀文化融合到当代的生活里面,一个是国民教育,一个是文艺创作,再一个是融入生活。古代跟今天比较来讲,融入生活有所转变,古代的儒家之道融入生活的基点是家,家庭、家族。家道是古代儒家文化融入生活的重要的基点和基础。 现代社会所谓的融入生活,一个重要的方面不仅是要落实在家,而且要落实到企业。不仅要像古代那样落实到家道,而且要进一步推广到商道,这本书叫《儒家商道智慧》,这是今天优秀文化创造转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黎红雷教授在这方面做的对我们进一步落实“两办”的《意见》,开创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出了很重要的方向。 第三,红雷教授是我们中国哲学学科里面唯一指导中国管理哲学和儒家管理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最早在中国哲学学科里面从事中国管理哲学、儒家管理哲学研究的学者。前面有同志提到了1991年出版了《儒家管理哲学》,从第一本《儒家管理哲学》到这本《儒家商道智慧》,我想标志着这个学术体系的全面展开。《儒家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属于明体,《儒家商道智慧》更接近于达用。 所谓明体就是《儒家管理哲学》这本书更多的聚焦在儒家管理的哲学的根据,像管理的人性论、管理的认识论这些的阐明,阐明儒家管理的哲学根据,这属于明体。这本书是讲八大智慧,是达用,更多的聚焦在儒家管理的实践智慧。从哲学的根据转向实践的智慧,使得他自己有关于儒家管理指导,从体用两个方面做了更完整的建树。 特别是这个研究是今天儒学里面最接地气的研究,把儒学在当代的在场分为三个领域,学术的儒学、文化的儒学、民间的儒学。红雷教授的这个研究贯穿在学术、文化和民间三者之间。学术研究是学术儒学;企业文化、企业智慧,商道的研究方面有文化的意义,又有属于民间儒学的发展形态。所以他的研究能够贯穿从学术儒学到文化儒学到民间儒学的形态,非常珍贵。 特别是企业儒学的提出值得大家更多的关注,最近几年乡村儒学提出来以后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特别是山东的学者他们做的有关工作很快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乡村儒学的观念一下子就普遍推开了。相比来讲,我个人觉得企业儒学的观念大家关注度好像还不够,从现在的经济生活来讲,企业所代表的经济活动占总的经济活动的比重比农村经济占的更大,而且放眼未来比重会越来越大。因此企业儒学在儒学的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叫响企业儒学这个口号,现在叫的还不够响,似乎还没有乡村儒学那么响亮。 而且从文化的转型来讲,我的看法是如果以儒者作为主体来讲,儒学的现代转化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新外王的展开,古代的“外王”主要在政治领域,近代以后儒学的“外王”领域拓宽了。如果以儒者作为主体来讲,政治研究不再是一个主要领域,当然政府怎么样吸收传统文化有自己的逻辑,儒者作为主体来讲,新外王活动的展开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企业儒学。所以,企业儒学应该是现代社会儒学新外王转向的一个重要支点。 这一点以前大家的关注不是很够,希望红雷教授的书能够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从事儒学的儒者怎么跟企业家和企业家的实践进一步密切的结合起来,提炼中国智慧中特别重要的商道智慧,建设新时代的儒商群体,迎来中国现代企业的新的辉煌。 我就简单讲这么几点感想。 附录: 在《儒家商道智慧》新书研讨会上的答谢辞 作者:黎红雷(中华孔子学会儒商会会长、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教授) 尊敬的干春松常务副会长、牛廷涛副秘书长、陈来教授、张践教授、王杰教授、周立助理院长,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记者朋友,各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首先感谢大家出席拙著《儒家商道智慧》的新书发布暨专家研讨会!此时此刻,我头脑里浮现出两个词,一个是“感恩”,一个是“精进”。首先要感恩拙著的主角——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正是他们,在自己经商办企业的过程中,积极地践行了儒家的商道智慧,为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奇迹、中华民族的崛起,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活剧。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才是本书的真正作者,本人只不过是在他们辉煌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必要的理论总结和概括罢了。 其次要感恩学术界的同道们,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朋友。本人自1987年开始探讨如何将古老的儒家治国之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去,从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儒家管理哲学》到今天这本《儒家商道智慧》出版,刚好三十年。在这过程中,我受到太多国内外学界前辈、同辈和后辈的鼓励和帮助,从我的老师成中英先生、杜维明先生、曾仕强先生开始,可以列出一大串长长的名单。 就儒家商道与企业儒学的研究而言,在座各位就与我有很深的渊源。我记得在1999年国际儒联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时,我和张践教授刚好同住一屋,我们共同探讨了儒学要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李存山教授要我推荐有关“儒商”的书籍,后来陈来教授让我关注当代儒学在企业中的发展问题,王杰教授与我探讨了领导干部学国学与企业家学国学如何互动的问题,长江商学院周立院长则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牛廷涛秘书长与我就儒商文化的研究问题多次进行过深入的沟通……“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今天,学术界、企业界、新闻界的朋友更是齐聚一堂,为我这本小书举行如此隆重的研讨会,在下十分感动,谨向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我想到的另外一个词是“精进”。这本来是一个佛教的名词,意思为努力向善向上。我从儒学的角度理解,就是《论语》中曾子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儒学中人,始终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近代以来,儒学遭受了空前的厄运;今天,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儒学复兴提上了议事日程。当代儒学的新的生长点在哪里?以我的观察,在于民间儒学的蓬勃发展,其中包括城市儒学、乡村儒学、企业儒学、少儿儒学等等。其中,企业儒学尤其值得关注。 在我看来,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它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御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但解决了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且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这次研讨会的举行,意味着企业儒学已经从企业家的实践,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学者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对企业儒学乃至当代儒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企业是当代社会最活跃的组织,也是当代儒学最有活力的生长点。 让我们携起手来,不断精进,推动企业儒学的成长,从而为当代儒学的发展,交出无愧于我们这一代儒者的答卷!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