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文化的真谛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陆声俊 发布时间:2007-05-03
摘要:——回归传统道德塑造人的价值观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文明礼义之乡”的邹鲁大地与大家欢聚一堂,过我中华母亲文化节,共襄切实构建和谐社会,回归传统道德的长治久安大计。

这是时代的召唤,国家主席的召唤,太平盛世的召唤,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呼声。当然,更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史命。孟母是我华夏母亲的杰出代表,亚圣孟子,是我中华儿女的人格楷模。

我泱泱华夏文明,能永远独树一帜,立于世界文明的苍穹之中,光照整个人类延锦不断,皆因“孔孟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向我们揭示和传授了社会人伦的真理,社会人性的真理。

这是我华夏文明的骄傲,也是我每个炎黄子孙的骄傲。

孔子主张“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国家以“礼、乐”风化治国,强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以“忠恕”之道,约束人的行为、以“中庸之道”支配人的行为。“忠”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意思,“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强调做人要坚守“仁、义、礼、智、信”。教化人民懂得怎么做“正人君子”,不做“奸侫小人”。因此而形成一套完整体系的道德价值观,铸就了我们祖祖辈辈的灵魂。
而最能继承与发扬孔子精神的就是孟子,他生于公元前372~前289年的战国时期,今天我们所在的邹城,名轲,字子舆。母亲仉氏是一个贤淑善良,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在历史上同后来徐庶的母亲和岳飞的母亲被尊崇为我华夏母亲的杰出代表。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个“2007中华母亲文化节·儒商高峰论坛”,就是出于崇拜这个母亲的道德典范。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也可说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其祖上相传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幻年丧父,由母亲仉氏含辛茹苦抚育成才。师承曾子的学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儒,并广收弟子“传带”,所历足迹梁、齐、宋、滕、鲁。他把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系统归纳成“修、齐、治、平”四个字。所谓的“修”,指修身;所谓的“齐”,指齐家,即和睦家庭;所谓的“治”,指治理国家;所谓的“平”,指平天下,即和谐社会,太平天下,大同人类。

其关于社会人伦,人性的理性思维,相当缜密。把“平天下”的道理用十分简洁的语言告诉每个社会成员,即要咱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告诉咱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针对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和“忠恕”之道,与时俱进的诠释。他主张,做人要诚实、诚身、诚信。“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因此,整个“孔孟之道”的学说,实事求是的切合人身,内容积极进取,“经世济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儒商高层论坛,有个极重要的孔门弟子必须详细介绍,他就是孔子的学生端木子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儒商始祖。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卫国黎(今河南浚县)人,生于公元前520~456年,孔子高徒之一,小孔子三十一岁,此人才辨出众,是一个做外交官和经商的天才。《论语·先进》中,孔子对他这么评价“德行:顔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利口巧辨,孔子常黜其辨”,描述真切可信。《论语·雍也》中记载,鲁国的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三人皆可,但各有所长。原话是“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孔子对学生的长处了如指掌。所谓的“达”,就是指子贡通达事理,反映敏捷,变通灵活。

有人说儒学只讲修身养性,空谈心性,妄自尊大,不善权变,僵化教条,墨守成规,尤其不注重商贸和科技,致使满清落后列强,这是毫无道理的。不但毫无道理,而且恰巧相反。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门弟子这样一段史实,齐国的田常想作乱夺权,因而生计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公孙龙)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可见孔子知道,子贡就有这个才能解救鲁国的这场灾难。子贡受命,先到齐国,果然说服田常,使之放弃伐鲁,转而去攻强吴。随后他又跑到吴国,告诉了吴王这个消息,说服吴王要以救鲁为名,先发制人,出兵齐国。但吴王顾虑,对齐用兵,越国背后攻吴怎办,同意先攻越国,然后再去伐齐。子贡救鲁心切,于是赶到越国,告知吴国的想法,越王勾践大嚇,同意派军队随吴伐齐,解除了吴王之忧。之后,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吴胜齐后,必然加兵于晋,让晋军随时备战。后来,吴国伐齐成功,转而攻晋。晋国有备,大败吴军。越王趁吴军大败,从背后伐吴,一举灭掉吴国而北上争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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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师承孔门的高徒,不仅权变能力极强,而且,外交活动处处在理,以德服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废举”是指贩卖商品,贱买贵卖;“货”同化,“转货”是指将商品转化交易的意思,“赀”同殖,生养繁殖的意思,是指增值。且孔子也在《论语·先进》中,这样评价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也就是说,子贡经商,从不亏本,这是儒家重商的典型写照。

哀公16年(前479年)孔子溘然长逝,子贡在孔子故里,也就是今天的曲阜,与同门弟子同为老师服丧三年。三年期满,同学们都相泣而别,唯子贡又“庐墓三年,凡六年”。可见,此人对夫子至诚至孝。更证明儒商崇尚道德,遵守做人的根本 。

在孔门众弟子中,子贡对老师的崇拜、崇敬之情,尤胜其他门徒,他把孔子称圣人,视同日月。《论语·子张》篇中记载,鲁国大夫孙武武叔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马上反驳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这意思是说,我子贡的贤德,不过就像不及肩高的园墙一样,大家一看,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可夫子的道德园墙,高我不知道多少倍,我想进去都找不着门,怎么能窥见园内的富丽堂皇。

当他一旦听到他人毁谤孔子,势必挺身相讥“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贬低他、毁誉他,一般人的贤德,不过像小丘小陵一样,一登就过去了,可夫子的道德,如同日月一般,你有谁能逾越?人无自知之明,偏要去同日月相撞,这对日月又有何伤害?

《韩诗外传·卷八》记载:“子贡答齐景公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河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过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使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这里的两段对话,有时把孔子比作江海,说自己向孔子学到的,不过是从江海舀了一壶水喝;有时把孔子比作泰山,说自己的赞誉之词,不过是给泰山添了两把泥土;反过来说,即便是任何人想损害它,也不过是用手刨去泰山上的两捧泥土,这对泰山又哪里会有丁点损伤?可见,子贡对孔子学说的崇拜与崇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上这样记载,:“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也就是说,子贡在传播孔子儒学的道德理论上,于孔子的身前身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见,儒学育人以德,绝非空谈心性,妄自尊大,不善权变,僵化教条,墨守成规。恰巧相反,它能经世济国,为人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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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儒学是官本位的学说,专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更不客观,也绝非孔孟之道的本质。

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除了“经世济国”之外,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任何儒者必须担当社会责任,要求统治阶级“爱民如子”,“以仁治国”,达到“内圣”而“外王”,相当鄙恶人的“霸道”行为。尤其孟子主张以人为本,“民为贵”,“君为轻”,士、农、工、商,各尽其责,社会协(谐)调发展。同时,也把“商贸”对“经世济国”看地很重。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中,把一个轻视“商贸”的叫许行的学者及其学徒陈相,批评的无以言对,理屈词穷。因为他俩主张作为国君的滕文公,必须“与民并耕而食”,还要早晚自己做饭,才乎合“古之大道”与“贤”德。这跟今天的职工要求当领导的,非要下车间干活的心理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又怎么做好自己的管理本职。

作为“孔孟”儒学的道德价值观,他们在与统治阶级为伍时,态度非常强硬,如果不是爱民如子的仁慈君主,他们宁可隐居,绝不事奉,这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于这种思想的稳定、牢固和深得人心,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起到了跟今天西方在野党一样的监督作用。否则,任何独裁专制的国君,就会面对社会的舆论压力,将有可能“国之不国,君之不君”,这是先秦儒学的传统道德根基。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巩固政权,采取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企图消弭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造成的负面影响。

汉朝建立,至汉武帝,为长治久安,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主导中国的思想,凡两千余年,直到“五四”运动“倒孔”,文化革命“批孔”。

这期间改朝换代,政权变更,每个朝代仍以儒家为一统,世世相传,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的传承,在世界的文化史中,独树一帜,举世无双。

先秦儒学,高举“儒道”大旗,欲为“天地立心”,为人伦建经纶,将“儒道”置于统治者之上,期许统治者能“遵”大“道”,以仁治天下。反之,就决不妥协而出士为官。但至汉武帝以儒学立国,“以儒取士”,道统、学统、政统三者合而为一,儒家与政治从此依存,纠缠一起。展开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学术史。

先秦儒学属于士阶层,与统治者总是保持着距离,坚持从“道”不从“君”的理想,有为民请命的传统。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变成了一个以官僚为主体的阶层,与统治者融为一体。因此,先秦儒学从此变质,开始偏离孔孟之道。儒家在与统治者附和与制约之间游移不定,为应对外来挑战与适应时代,经常自我调整,在不同的时代出现不同的面貌。

两汉以经学为其特征,以传承《五经》奠定其国学地位,儒学也因其提升为“国教”而僵死。

魏晋时期,儒者容纳道教。从而使儒学变成玄学。

南北朝与唐朝以儒家为首,儒、释、道三家鼎立,相互排斥,最终走到相互融合。

唐朝继承隋朝的科考制,儒学又独获新生。

在儒、释、道三家并立的过程中,儒学为了应对佛,道的挑战,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末了,又在思辨上狠下工夫。从而把儒学变成纯哲学,在两宋形成理学。以后就成了宋、元、明、清的主流思想。理学受佛、道影响,空谈心性,完全悖逆了先秦儒家务实人生的宗旨。从而把伦理道德教条化,包括女人要从一而终,乃至后来的裹小脚,立贞洁牌坊以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社会思想受到严重的桎梏。自明成祖朱棣以八股文取士,思想更加苍白,儒学已空有其壳。

明末,儒者开始反思,想回归先秦的孔孟之道,他们摈弃理学,推崇实学,但因满清入主中原,中途夭折。满清为巩固统治,全面学习汉族文化,理学又得到意外的重生。清朝中期以后,儒者转向埋头书堆,专事考据汉学,儒学从此走进了死胡同。清末,列强入侵,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列强坚船利炮,让我中华民族屈辱连连。后来的知识分子无法心平气和的考虑屈辱的根因,一股脑的把气撒在了孔子的身上,从先前的妄自尊大,转而自卑自弃。因此,儒学成了自卑自弃的牺牲品,孔子开始背“黑锅”。人们“弃千金之璧,抱赤子而趋”,思想开始全盘西化。乃至今日,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人们始知孔孟之道的传统道德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对人的精神支撑的重要,从而开始复苏。这就是我对我所理解的儒学历史简述,所以,我今天的讲义直承先秦,不理后儒,主要是想以孔、孟二圣人的“原版磁带”播放,和大家讨论传统道德,传播“孔孟之道”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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