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亚暾：天下第一会 国际儒商学会

公元1984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提出16字决：“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倡导儒商和儒商文学，石破天惊，语惊四座。有人斥之曰：“无稽之谈，荒谬之论，为奸商辩护，搞‘铜臭’文学。”我一笑置之，坚持著书立说，为儒商鼓与呼。

笑骂由人，我行我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是我的性格和作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勇为天下先，创新着先鞭。我不仅这样说，还坐言起行，雷厉风行，一起步就迅跑。此后十年间写了百多篇文章，出版一套儒商文丛，率先建立一门“儒商学”新学科，令人刮目相看。

公元1994年，我这个两袖清风的学者独自创建了一个跨境跨国的国际儒商学会，打造出一个诚信的学会，产生了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红、黑、白三道争相抢牌夺权，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更显示我会风采与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声望，赢得四海喝彩，迎来第三个十年的辉煌。

这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从海外，境外到内地称我为“儒商之父”、“儒商鼻祖”、“儒商教父”（见《中华儿女》），我也因此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待遇，荣获88个荣衔，荣获国家图书奖，我的传略被国内外40多家辞典所收录，这决非偶然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之成功绝非有过人的才华和超群的能耐，而是胆识才能兼具、人文言行一致。这与时代、社会、经历、苦难、机遇有关，也与我的出身、性格、命运、品格、遭遇有关。我出身于华侨世家的书香门第，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东北沦陷之际，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我才跨入小学门坎，这就注定我前半生处于动荡年代，必定走尽坎坷路，饱尝甜酸苦辣和悲欢离合，这使我从小就产生强烈的爱憎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更因家庭变故和父母离异，在我满周岁时，父亲南渡菲岛，一去不复返，使我长期失去父爱，立志写本《母爱》。偏爱文学，偏科带来极大的局限性，不幸给我许许多多的遗憾。从我学话开始，母亲就要我背《千家诗》，从我懂事开始，祖父就给我讲他的故事，对我影响至深。

祖父3岁丧母，因受后母虐待，8岁出走，在厦门当店小二，自学成才，15岁偷渡吕宋，诚信致富，认识孙中山，同情革命，加入同盟会，捐资推翻满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告老返乡，把山、林、田地租给穷人，但从不收租，清誉远扬。抗战期间，屡受土匪恶霸敲诈勒索。太平洋战争后，侨汇中断，80岁高龄还上山砍柴，我常跟他上山割草，听他的海外奇闻。他常感叹说，中国历来轻商，不懂商战重要，让列强倾销洋货，任人侵略宰割，弄得积贫积弱，成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民不聊生。他主张商战救国，在我的潜意识里，他就是现代儒商典范。我之所以率先倡导儒商，与祖父长期潜移默化分不开。

因为爱国，我读初中时就同情革命，大唱革命歌曲，出任“我们唱民歌团”的总干事，读高一时任学生自治会学习部长，出墙报，参加游行示威和地下党外围组织，阅读进步书籍，大写反蒋文章，上了当局黑名单，36计走为上，跑到香港读大学继续参加学运，并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返回广州深造和参加工作，但在肃反运动中却因“特嫌”被审查100天。因海外关系未能入党，无法从政，便以调干生身份进中山大学深造。在反右斗争中因文祸而当上右派分子，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大学任教，后被下放贵定师范和黔南师专，在文革中千锤百炼九死一生。文革后奉调暨大任教。改革开放时，我年近半百，机遇与冒险是起飞的双翼。我得天独厚，通天通地通海，率先在暨大成立致公党支部，当选中委，且连任三届，成为民主人士；率先研究台海华文文学，出任暨大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在暨大召开首届台港文学研讨会，开出“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三门课。1985年4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邀请我赴京讲学，长达数万言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现状》讲稿随即在《香港文学》上连载。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亚各国率先邀请我出国与会、讲学，出了几本专著，文友遍四海，文章飞五洲，赶上最后一班车，当上教授、评论家。

以上经历说明，我之所以首倡儒商和儒商文学，一是血缘关系；二是苦难经历；三是改革开放前沿；四是对外开放型的暨大；五是家在香港；六是广泛的海外关系；七是拥有人所不及的优势；八是最先走向世界……正因为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敢字当头，苦干实干加巧干，始有今日之成就。十年辛苦不寻常，再苦再累永向前。

锣鼓在前 大造舆论 有情有爱有一切

改革开放初，我就提出“更新观念走向世界，以文会友走向世界，以文扬善走向世界，以和为贵走向世界”的口号，并认定研究重在发现，思想贵在创新，实践力求突破。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因来得突然，出于人们意想之外，难得理解认同和接受，势必遭反对，几经挫折乃至失败。为了取得最终胜利，要有贵在坚持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忍受几起几落载浮载沉的漫长过程。因为更新一个观念比推翻一个政府还难。自古以来只有儒生、儒相、儒医、儒将，哪来儒商商儒？自古以来只有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之说，哪来儒商和商儒这一桂冠？我的对策：一是引经据典以史为证；二是列举古今中外儒商典范为例；三是给儒商下个科学的定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良好的道德品格、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商人，谓之儒商。”并指出儒商古已有之，但属个别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只有到了二战之后在南洋华社才出现，可以侨史为例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力宣传教育，并持之有恒，是可见实效的。所以头１０年，我逢人便谈，逢会便讲，广发文章，大造舆论，终于赢得有识之士的理解、认同与支持。

本人向来反对单打一，是个多种结合论者。在过往对学生的教育，我是把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在暨大任教时，实行教、研、创、交流四结合。在我看来，文商结合，相得益彰，互补性最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互学互补共进共荣。我所建构的《儒商学》就是一门多种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这源于我的切身体验，因我生于战乱，长于运动，封笔２２年，头脑一片空白，急需加油充电，多方恶补，非多种结合以求自救不可。时不我待，机不再来。最佳选择是攻冷门，开拓研究新领域，寻找突破口，《儒商学》便是快捷的切入口，填补空白，人无我有，才能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为此，我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天天读写，一天干１８小时，日夜驰骋，快马加鞭，质量并举，遍地开花，每年都发表百篇以上诗文序评，联系数以百计的文友，以求广而告之，大力自我推销，迅速提高知名度。但必须付出代价，一是妻儿在港，我一人独居暨大；二是身体健康，才能艰苦奋斗（有一顿没一顿、早一顿晚一顿、好一顿坏一顿）；三是全身心投入，不追求享受。总之，看起来好像傻瓜一个。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为了理想，产生无穷的力量，干劲冲天，永不言倦。在短时期内，我发表了系列论著：《儒商论》、《儒商文学异军突起》、《三军并起光我中华》、《儒商现象透视》、《文商角色反串》、《漫谈儒商文学》、《经济与文学的有机结合》、《文学与科技联姻》、《双才作家群像》、《儒商不奸》、《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儒商文学》、《最识时务 精英一族》等等，同时为百位儒商作家评说，进而出版《儒商学》、《儒商文学论稿》、《儒商列传》、《儒商大趋势》等。

　　有文就有友，有爱有一切，万紫千红结伴来。首先是我的学生文友上海汪义生君和我合作出书，和我联名刊文，这使我如虎添翼，捷足先登，扩大战果；其次是我的儿子香港瑞权集团潘董承办首届儒商文学研讨会，成立国际儒商学会；再次是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菲华诗人、世界日报文艺版主编云鹤等数以百计的报刊杂志为我提供宣传阵地；更重要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信任和支持，让我“斩而不奏”，言行自由，全面保护。校长还亲自到会（首届大会）致词表彰；致公党省委、中央关爱备至，让我有惊无险；我的同事纷纷加入研究行列或出席首届大会，诸如张元元、傅汉章（经济学院院长）、陈伟明、王列耀（文学院院长）李金秀、张世君教授等，还有我的同行如：江大陈公仲教授和北京白舒荣主编（《四海》）；在海外境外对我最大支持的有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为首的１８位企业家、作家，新加坡李氏基金给我２０万元研究经费，诗人书法家潘受、文协会长骆明、儒商作家周颖南、庄右铭、菲华文坛开“荒牛”林健民、诗人明澈、云鹤、泰华双才作家梦莉、司马攻、香港财经小说家梁凤仪、阮婉珍等等，等等。不胜列举。

　　没有以上方方面面的关爱、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事的，更成不了大气候。因此应归功于时代、社会、学校、文友、同事、同行和家人，本人只不过是发起者罢了。

　　第二个十年稳步发展等待时机再出发

　　一人创会，既无后台，又无钱财，最是举步维艰。

　　儒商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而我是位教授，一手硬来一手软，实难担负重任。我周围全是学者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支持我的儒商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发挥助力。在此情势下，我仍迎难而上，而且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