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

　　现在再看“五四”，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间去看，也不要批它那个时候的过激观点，要从接受反思教训的角度来看，着眼未来。反思以后，是继续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呢，还是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个方向呢?所以，不是去算这个账，而是去看这个百年以来的发展到现在，是继续沿着它走呢，还是我们要改弦更张?现在是继续沿着原来救亡图存、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道路走呢，还是思考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上。这是个普遍的不发达国家走上发达后都要思考的问题，但是过去100年，我们要救亡，批判传统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造成我们现实和传统的分裂，现在我们对传统越来越陌生。过去我们把西方文化看成是进步的文化，自己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但是应该放在时代的差异性上思考。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因此我们要抛弃传统向工业文明学习，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文化形成后，自然就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具有超时代性。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类型的差异，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传统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或否定，也要肯定它，甚至于更多地要肯定它，那么就是要改变一个思维方式。首先要认识到，没有一种文化是十全十美的。这个里面有“礼教吃人”的一面，但是也有礼教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关系的一面。我们今天，所谓“礼教吃人”的一面已经过去了，就要把礼教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关系的一面拿到今天来发扬，改变视角改变思维方式。所以，对于历史，你把它当作一个包袱，是很沉重的，但是你把它当作一个财富来对待，对于以后的发展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时代不同了嘛，我们还一天到晚斤斤计较这个，今天是“礼教吃人”还是什么东西吃人呀?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的，究竟是传统文化的作用呢，还是今天的社会状况造成了这样呢，还要分析一下。比如，过去是父母压制了子女，现在呢反过来是子女残害了父母，是好是坏呢?所以，我始终觉得不是去清算，或者是把它去否定，没有必要去否定，你否定也没用，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只能在这里接受经验教训，然后改弦更张。现在已经不是“礼教吃人”的问题，而是过分开放的结果，人性没有束缚的结果，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我一直主张，不要纠缠“五四”不放，“五四”冲破礼教当时有积极作用，我们不去评论它。今天要分析一下，究竟是“礼教吃人”还是“物欲吃人”还是其他呢?

　　国学，笼统就是讲传统文化，中国的学问。因为，日本也有国学国史的概念，很明显就是日本的学问。上个世纪30年代，国什么的很流行，国学，国艺，国术，国医，都很流行。都代表着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是个广泛的概念。那时称作大师的，是从整体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根基和核心这个角度来称大师，比如传统文化的根基，基本的文化要素(文字、语言、训诂等小学功底，还有经史子集很通的)，那可以称作国学大师，或者说研究一个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的。我们常常讲，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决定人怎么为人之道的，这些人也可以称作国学大师。至于其他的，可以称作国艺大师。“学”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比较形而上的层面。

　　中国的国学大师，从近代开始，章太炎应该可以算的，像梁漱溟、熊十力、王国维、罗振玉啊，都可以算。对于有些人，我们也不好说，对于近代这批人，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康有为也是，也可以算一个。包括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可以算，他小学的功底经史功底都是很深的。再下呢，有的称为儒学(大师)，有的称为国学(大师)。胡适和鲁迅，恐怕不太好称作国学大师，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否定的。胡适研究传统文化是为了把垃圾扒出来。鲁迅先生研究呢，也是批判的。当然，我也常常讲，中国这批近代学者都有两面性，他们在传统文化中间成长起来，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应该是很深的。但是他们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东西，要改造社会，所以对传统又有批评。现在呢，很难再找出这样的国学大师了。

　　传统文化思想的某些方面与现代文明有冲突是很肯定的，所以要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更新一定不能契合时代的。一个文化的延续一定要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否则就是冲突，不能改变，必然被淘汰。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学说学派，之所以被淘汰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没有做出应有的调整。所以，我觉得有冲突是正常的。中国历史上，儒道思想的发展，都是这样的：吸收别人。先秦的墨家就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它中断了，没有继续。阴阳五行被儒道吸收大大发展了，没有自己的发展，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跟西方文化的冲突，应该更明显一些。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法不同。应该说，西方的思维方法更合乎人的正常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眼睛生来干什么?眼睛生来是用来分辨。我们的耳朵生来分辨声音。人的感官的本能就是分辨。所以，会取这个不取那个，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是非常正常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的。像佛教说的，恰恰是这种分辨，形成了追求的趋势，或者思维方式极端化，这个是美，这个是丑。中国的思维超前，就是要超越人的感官看到的现象世界，就是要看到整体性。佛教强调平等性，儒家跟道家更强调整体性，儒家强调执两用中，道家更强调超越个体，佛教完全消除对立。都是要超越人的感官的局限性。所以，梁漱溟讲中国的文化具有超前性。中国文化就是要超越人的感官的局限性，融化对立和二元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是非此即彼，不是像佛教的文化一此一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相依赖互相包含。中国的阴阳思想就是这样，阴阳就是此长彼消，有阴才有阳，有阳才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不是阴是阴阳是阳，阴阳失去平衡以后会造成问题，不是说造成问题就把你消灭，独阳不成，独阴不成，阴阳并存。所以，它不是极端的。人的感官不是这样，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但人的营养恰恰需要全面，好吃你要吃，不好吃你也要吃。西方东方的思维方式确实很不一样，一个更符合人的生活实际，一个要超越这种实际。这两种思维方式都需要，没有分别你如何去融合它?所以，西方容易走极端：一是特别现实，一是特别理想。中国是要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不能太理想了，也不能太现实了。我们要有理想，还要面对现实，而要在现实当中，还要有理想。我们许多人接触西方，要么非常现实，要么非常理想。中国恰恰是人本主义，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又比人本主义广些，人本单纯以人为本，人文包括以人为本，还有一个用什么的方式教化人的问题。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说，读经不能救国，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此一时，彼一时，鲁迅在那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当时可能人们都在埋头读经，视野不能开阔。可是我们现在视野开阔了以后，对自己传统的东西都不熟悉的话，那么我想还是要从根源性的东西读起。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从最根本处入手才能把握它的总体方向，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使人不受神、物的支配，凸显人的自我价值;二是强调礼乐教化，讲究人文教育，反对武力和权力的压制，“以人为本”的观念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体现了它的精髓。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

　　人是天地之心，这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就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以人为天地万物的核心，把人的道德精神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面是高扬王权淡化神权，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淡薄;另一面是高扬义理节制物欲，道德自我完善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众所周知，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哲学，恐怕主要是想以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一方向同样也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再一个，人文的精神，还是它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强调个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因为它要做一些线性的分析，做一些直接因果关系的联系，要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相对来讲它是一种静止的分析。人文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章太炎曾经说过，西方文化西方哲学面对的是物质，物质相对是静止的。中国的哲学面对的是人事，人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更强调不稳定性模糊性非线性整体的，与科学的思维方法恰好是相反的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人文精神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人文精神里面的一个精髓。甚至人文的精神不是在书本上得到的，也不是在简单的实验中间得到的，它既要从书本中得到，还要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也要反复体会它，它有很多东西是体会出来的。知行合一也可以说是人文精神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

　　台湾学者林谷芳认为，中国人的生命困境、心灵牢笼，并不需要用西方的精神舶来品来化解，它自有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禅宗作为佛教中最重要的一支流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神韵的一道风景，它成为许多古代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心灵归宿，在当今社会，在中国人面对人生藩篱时，禅依然能能够引领我们发现从容淡定的生命境界，为生命找寻到真正的解脱。我也主张发挥中国文化里的“人文主义”精神解决所面对的人生问题。中国的文化强调“反省内求”，不是靠外在力量改变，而是强调自己改变自己，当然这个比较用外在力量制约它是要难得多。我们谈到自觉，自觉是达到相当的高度才能自觉，否则的话，只能依靠外力来强制。所以，确实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中国古代也是，为什么刑德并用呢?就是光靠道德的教导，是不够的，应该按照法律，不用法律是不对的。刑是阴，德是阳。从来没有说纯用德，因为那是迂腐。光用法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会说，你怎么不先教育教育他呢?所以，既反对纯用德，也反对纯用刑。纯用刑是没有尽到教导的义务，纯用德那是太迂腐。

　　作者简介：

　　楼宇烈(1934—)，男，浙江嵊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原刊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3期，“中国思想肖像”之四。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