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的三个阶段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杨朝明 发布时间:2020-07-20
摘要:我们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原始儒学阶段”。二是“儒学发展阶段”。三是“儒学反省阶段”。
中国儒学的三个阶段

  从儒学形成直到今天,对于孔子儒学价值认识的分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了更好地理解孔子儒学,把握儒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实际,对儒学进行适当的阶段性划分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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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原始儒学阶段”。

  先秦时期尤其夏商周王权时代,这是儒学的创立与形成时期,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家学派。在这一时期,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

  二是“儒学发展阶段”。

  秦汉以降以至清朝,这是中国的皇权时代,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儒家学者虽然“宗师仲尼”,致力于探索儒学精义,发展了儒学,但儒学与政治结合,并且走向民间,与皇权社会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密切联系。

  三是“儒学反省阶段”。

  到了近代,皇权政治结束,进入民权时代,中国被动地融入世界,人们开始了对儒学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与反省。放眼儒学的全部历程,可以说,直到今天仍处在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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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两个时期就显得十分关键:一是秦汉之际,二是清末民初。

  秦汉是中国专制政治的建立时期,与先秦时期不同的是,这时期政治上皇权至上,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逐渐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

  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清。

  相比之下,认识理解儒学在秦汉之际的境遇及变化最为根本。

  先秦时期,作为“百家争鸣”的一部分,儒学在与各派的互相排斥、争鸣与融合、吸收中得以发展,他们都强调自觉修身,以人为本,崇礼明德,重视教化。而到汉代,儒学却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儒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呈现出明显的纲纪观念与浓重的“威权政治”色彩。

  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的实施,使儒家经典受到了重创,儒学自孔子逝世以后的发展进入到了低谷期。但另一方面,秦朝实行暴政,导致了秦朝统一王朝的覆灭。秦朝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训,也使得继起的汉朝统治者不能不细细反思,他们认识到,“仁义不施”是造成强秦覆灭的根本原因,认识到“纯法”之治“严而少恩”的弊端。

  以此为鉴,汉初统治者倡导黄老之学,与民休息。但“清净无为”、“因循为用”的道家学说并不能有效适应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政治需要,相反,儒学在“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方面的优长则有利于封建宗法与专制统治的加强。于是,在经过反复辨析、权衡利益得失后,汉代统治者最终还是选择了儒学。

  实际上,西汉统治者选择以儒学治国,却改变了原始儒学德性政治思想的浓郁色彩,这一点,在汉高祖刘邦那里就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而刘邦对于儒生与儒学态度的转变也意味深长、发人深思。

  开始的时候,刘邦似乎对儒学、儒家没有多少兴趣。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对儒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可是,后来的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他在敕太子书中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自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以后,路过鲁地时,他甚至还“以太牢祠孔子”。他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谩骂、蛮横转为敬重、尊崇,主要缘于当时残破现实的逼迫。

  汉初,经济极度凋弊,政治混乱,民怨沸腾。历史的曲折多难和巨变,给新兴的汉王朝提出了时代的主题,他们不能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那时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代不能再向秦朝那样“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于是,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

  然而,直接引导刘邦态度转变的则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他们崇尚现实、顺应时势,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欢迎学说的实证性。因此,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仪,对刘邦的刺激可能会更大一些。

  当时,仪法混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大为伤神。而叔孙通提出制订朝仪时,刘邦还不怎么相信,说“可试为之”,并且特意指出不要搞得太复杂,要适合汉初君臣的理解能力。

  然而,当礼仪施行于朝廷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并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做了郎官。这件事肯定对刘邦转变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在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身上,就十分鲜明地体现汉代儒学的转变。

  叔孙通通达时变,“知当世之要务”,这是汉儒与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特点。读《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出入自由,游刃有余。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他多次易主,实际上是在选择可事之君。他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变通,去就取舍“与时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士称为“鄙儒”。

  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孔子时代,世界多元,孔子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树中间进行选择。

  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皇权大树,儒者无选择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永不用世。

  更何况,像孔、孟那样的儒学大师,尽管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可在当时众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能找到适合的栖身之所。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就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也许,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者“圆通”,儒家也许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狗”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也无从谈起。

  儒学的这种转变当然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到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独尊”的官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政治统治的有利工具。

  但是,尽管儒术已经“独尊”,儒者中的某一个人如果违背了统治者的一己之欲,仍然会遭到统治者的严惩,甚至危及生命。儒生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也变得唯唯诺诺,唯君主是从。自儒学被定于一尊后,儒学也就成为国家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时期,经学兴盛,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那样:“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多……盖禄利之路然也。”可见传经的目的已不仅仅在于弘道,而是将着眼点放在了现实政治上面,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于是,经学博士们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甚至不得不改变经文原意。例如,在强调民本的同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抛弃孟子的“君轻”论,放弃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突出君权的“尊君卑臣”、“君为臣纲”等,从而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大戴礼记》,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就体现出了显著的威权政治的特色。在这两部书中,有大量的与《孔子家语》相同的材料,只是《礼记》与《大戴礼记》都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如果将其详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孔子家语》的用词更为近真。

  也就是说,仅仅从儒生改造儒家经典所透漏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汉代儒生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先秦经典相比,汉代儒学典籍色调有了明显改变,读汉儒改造后的儒家论述,处处闪现着帝制时代所特有的纲纪观念,散发出浓重的汉代威权政治的气息。

  在这些典籍里,先秦儒家提倡的以重修身、重民,以及君臣之间互尽义务、彼此信任为特征的德性政治被遮蔽起来,在君臣、上下之间,要求更多的是臣对君的忠诚,至此,儒学蜕变而成为两千多年帝制时代君主独尊的威权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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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孔子学说影响之大,是因为它的形成有一个十分广阔的文化背景,因此,才成就了孔子的博大与高深。

  不难理解,文明的发展是加速度的,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资料,都证明我们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的估价严重偏低了,如果我们再不能走出迷茫,就很难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正确的理解与评价;如果不能理解孔子等早期儒家的博大,就很难对后儒的“宗师仲尼”有准确的理解。

  近代的学者们说得好:“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没有对孔子思想“集大成”特点的准确认知,或者思维停留在疑古思潮盛行的那个时期,科学认识孔子儒学就无从谈起!

  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不断遭受外敌欺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希望中华民族走出低谷,关注民族命运的人都思考文化问题,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地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

  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对儒学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认识,绝不是简单地“回到孔子”。如果“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意味着否定历代学术的发展,那将是极大地误读。

  我们当然不是也不能抹杀历代学者的贡献,只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境遇,从而更好地认识儒学。谁也没有并且不会无视儒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流变与阶段性特征,不会无视历代儒学大师等众多学者的贡献。

  元武宗即位时命翰林起草诏书,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如果也这样理解后儒之于孔子的关系,就会减少很多误解。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全面、整体地认识孔子和早期儒学,就说不清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与孔子的关系。

  事实上,还有不少人似乎无视众多“孔子遗说”的存在,不能理解孔子所处时代中华文明已有的漫长发展,凭着只言片语的孔子言论,进行“老道的”“经验式”解读,难以了解孔子思想“全体”,不能把握中华文化精髓。

  从儒学自身的发展看,“反思”与“反省”仍然在进行。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正如有西方人士所看到的,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却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这样的认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不过,总体观察当下人们对于孔子儒学的理解,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不言而喻,研究儒学如果不能把握“精髓”,就有可能竞相树旗立帜,标新立异,往往各执己见;推广儒学如果不能抓住“要领”,就有可能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乃至南辕北辙。

  “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儒学怎能发挥经世化民的作用?

  只要走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认真借鉴先圣先贤的智慧,就能看清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路。只有深入走近儒学的世界,世界儒学的天地才能更加澄净。

  作者简介:

  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山东省委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文原载《洙泗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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