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观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姚小鸥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6-24
摘要:这一古史系统的建立基于深厚的中国史学传统,其学术渊源可上溯孔子。

孔子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观

  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最为精要的理论概括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观”,这一历史观由《史记》而确立其在中国史学中的主流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其撰著“述陶唐以来”,“自黄帝始”,即以黄帝起始的古代世系记述为根基,建立中国上古史的年代学坐标。这一古史系统的建立基于深厚的中国史学传统,其学术渊源可上溯孔子。

  《史记·五帝本纪·赞语》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由上引文可见,司马迁撰《五帝本纪》,凡中国古史的开端及上古史系统的书写,均取自孔子所传之《五帝德》和《帝系姓》。太史公稽考《春秋》(实即《左传》)、《国语》等多种上古文献,并赴各地进行田野调查,采录口传历史资料,印证了孔子所传上述两种文献之可靠性,从而以此作为撰写《五帝本纪》的史料基础。

  《五帝德》和《帝系姓》保存于《大戴礼记》中。《帝系姓》在《大戴礼记》中称《帝系》。将《史记·五帝本纪》与《五帝德》进行比较,可知《史记》所述黄帝史迹主要依据后者而稍有加工。《五帝本纪》关于颛顼、帝喾、尧、舜、禹的历史记述,亦与《五帝德》相类。《五帝德》和《帝系》还记述了五帝的统属关系,包括五帝之间的亲缘关系,其所载中国上古史的世系可简化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

  由《五帝本纪》所载可知,自上古时代起,中国就是一个诸族共存而统一于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皆认为五帝出黄帝一系。与《五帝德》相比,《帝系》有关五帝间世系关系的记载更为详尽。这些颇为后人所采纳,楚史的记载是很好的例证。《史记·楚世家》与《五帝本纪》一样,和《帝系》的记载若合符节,所异甚微。例如,都记载了楚人的先祖为承继黄帝的高阳氏颛顼,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楚世家》所说“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显然是精简了《帝系》“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的记述。楚史不但记载了楚人先祖所出,且涉及旁支族姓。

  部分内容亦得到《清华简·楚居》篇的支持。

  所谓“五帝德”,即“五帝”时期各历史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和其对中华文明的一系列具体贡献。《五帝德》不仅记录史实,而且具有明确的史学思想。历史是特定人群生存与发展的历程。历史著作则是对这一历程的记录和解释。社会制度,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体现精神文明的成就,是中国历代史家关注的对象。孔子在《五帝德》和《帝系姓》中所传递的古史系统,充分注意到重要历史要素的记载,体现出孔子高超的史学思想。下面以对黄帝的记述为例略作说明。

  《五帝德》对黄帝之“德”的描述,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少典之子”,述其所由生。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述其个性特征。

  “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版泉”《史记》作“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这段话的内涵极为丰富,兹略述如下:

  “治五气”,《汉书·律历志》表述为黄帝起五部:“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起五部”者,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颜师古注又引孟康曰:“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这里的“五行”是否与后代所述“五行”这一著名的哲学概念完全一致,容当讨论,但其与历法相关,应无疑义。历法的制定是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事件。《史记》记黄帝“迎日推筴”,“筴”即“策”。《索隐》:“《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由此可知,这一内容是太史公依据其他文献对《五帝德》“治五气”之说进行的补充和解说。2020年5月7日,郑州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五千余年,正当史书记载的黄帝时期。遗址中,用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印证了其时中原地区文明发展的水平与史书记载相符。

  “设五量”即制定衡量标准。《汉书·律历志》说:“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制定衡量标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衡量与交换提供了前提,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产生的现象。

  “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记述了黄帝通过战争取得统治权力的过程。古代的民族融合,战争是必要的程序,世界各民族皆如此。黄帝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是中华民族整合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分别叙述黄帝制礼服、兴农业、订律历等方面的贡献。从文明的发展过程来说,由采集、游猎演为农业定居,是中国文明基本特征形成的关键。中国境内的农业考古发现,证明在相当于黄帝时期,中国境内已经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五帝德》所述有据。

  “极畋土石金玉”“节用水火材物”,涉及制陶、冶金及石器(含玉器)打制等各种工艺的发明与材料的开发。与《五帝德》和《帝系姓》性质相似的先秦文献还有《世本》。《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有“《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世本》原书已亡,现存明代以来多种辑本。结合《世本》的《作篇》所载黄帝时期的多种发明,可知《五帝德》“极畋土石金玉”涉及古代制度建立的许多问题,其中包含着乐器制造。乐器是礼乐文化操作系统中的必备要素,“土石金玉”原意为诸种乐器的材质,这里代指各种乐器。根据《尚书》记载,帝舜时,乐器体系发展为完备的“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类材质制作的乐器,其代表性乐器分别为:钟、磬、琴瑟、篪笛、笙、埙、鼓、柷敔。《五帝德》中有关上古礼乐文化的吉光片羽,提供了中国礼乐文化渊源追溯的线索。

  上引资料有些在《五帝德》中缺载,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知道,《五帝德》是一种极为扼要的上古史叙述。孔子所传上古史的系统,在战国纵横、诸子纷争之时,有各种传承。《世本》就是其中之一。不仅《世本》,在《礼记·祭法》等先秦儒家文献中,也有关于黄帝的记载。

  《礼记》一书的真实性,近代以来曾受到疑古学派的怀疑,甚至被疑为汉人所造。近年来,由于简帛文献的发现和解读,特别是《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出土文献的研究,证明《礼记》等绝非汉人所造,而是有着可靠的学术渊源。

  在孔子思想的研究中,近代以来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即忽视《论语》以外文献所述孔子学说。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对读,回顾《礼记·礼运》篇的内容,可知《礼记》所载孔子言论的可信度并不亚于《论语》。总之,《大戴礼记》《礼记》及《世本》有关黄帝的记载,说明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所传上古史学内容丰富、传承有自。

  现存文献显示,春秋时期曾存有丰富的上古史资料,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将之整合为《五帝德》《帝系姓》等系统的古史著作,并使之得以传承。纵观文献所载孔子有关上古历史的叙述与评论,如《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认识,可知孔子的社会理想有着深厚的史学背景。《礼运》篇还提到,孔子欲观夏道,之杞而得夏时;欲观殷道,之宋而得坤乾。可见其对古代文献的掌握与对古代制度的研究非一日之功。

  孔子在史学方面“转益多师”。最为著名的是他曾问礼于老子。考虑到老子的周王朝史官身份,可知孔子所问必包含史学内容。《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述少皞氏以鸟名官。“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礼记·乐记》记载孔子曾自苌弘处叩问有关《大武舞》的问题,这涉及商周之际的历史。凡此,皆为孔子精研古史的例证。

  人们在谈到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时,往往指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建立儒学),伟大的教育家(开创私人教育),伟大的哲学家(《易传》撰著者)。就历史学而言,自孟子以来,人们多注目于孔子“作《春秋》”。然而由《五帝德》和《帝系姓》之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观,岂非由夫子树立?关于这一点,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当深入研究。太史公在《五帝本纪·赞语》中说,治史须“好学深思”,否则难“心知其意”,信然!

  (作者:姚小鸥,系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本文原载2020年06月2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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