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汤一介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4-14
摘要: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在中国的儒家、道家、禅宗中都有着“超凡入圣”的理想追求,而“超凡入圣”就必然有着一种“超越生死”的态度。它们的“超越生死”的态度虽不相同,但无疑对人们的“生死观”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人们定会从中得到提高精神境界的启示。在我痛定思痛之后,我感悟到在我们先贤往圣所创造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思想中的“生死观”,对我也应该对所有的中国人仍然是宝贵的财富。

  下面我将简要地阐明我所了解的儒、道、佛的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一)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不朽”的人生境界。因此,古之圣贤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统一南北。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能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做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不能竟”。

  (二)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永恒的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

  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来说,“生”是“生”,但对“死”来说,“生”是“死”;对于“生”来说,“死”是“死”,但对于“死”来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不同的立场所有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顺”。

  (三)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海,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想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创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法门叫做“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中国的禅宗虽也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地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着,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误,就无所谓“苦”了。

  综观中国的儒、道、佛,其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一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着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

  今天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把人作为自然人看,对人的生和死都可以或者大体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人们的生死观仍然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个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问题。由于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的不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生死观,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把中国古代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作为一种理论问题提出来讨论,这大概和其他理论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生物学上看,人是不可能超越生死的,但从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看,则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所以人类不仅需要解释“生死”问题的科学,而且同样也需要超越“生死”问题的哲学和宗教。在我已走过人生的一大半的时刻,我来讨论这样一个为人类普遍关怀的“生死”大问题,而且对之有着某种觉解,有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精神由之升华。古往今来的中外大哲学家都可以说在追求着“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这里我要以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名言作为结束,张载的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此他提出“仇必和而解”的理论。这种伟大的胸怀,比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不是有天壤之别吗?追求“超越生死”必有“泛爱众”、“慈悲”和“博爱”等宽阔的心胸。

  作者简介:

  汤一介,著名学者、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北大资深教授,享年87岁。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其家风。汤一介教授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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