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之儒新考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宋立林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6-04
摘要:子张之儒,在韩非所谓“儒家八派”之中,是最无争议的一派。

子张之儒

  子张之儒,在韩非所谓“儒家八派”之中,是最无争议的一派。子张未得名列《论语》“四科”,不知何故。不过,子张被认为“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地位虽不如颜回,但也相当重要。有学者认为,子张是孔子去世后,第一个从孔门分裂出来的一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国末年,并不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不仅韩非子将之列为“儒家八派”,而且荀子依然批评为“子张氏之贱儒”,这从反面反证了子张之儒依然有较大的势力或影响。虽然这一派在《汉志》中没有著作著录,因此后世对其关注不多。不过,随着郭店简和上博简的问世,一些新材料以及所激发的原被视为伪书的传世文献的材料,给子张之儒研究带来了契机。郭店简《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上博简《从政》等简帛文献都与子张之儒有密切关联,另外原来被视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与子张有关的资料。通过考察这些文献,我们认为,子张在孔门具有重要地位,他和曾子、子游等一道对孔子裔孙子思有着重要影响。[①]然而,细读既有研究的各种著述,我们发现许多基本问题仍有重新考辨的必要。

  一、子张里籍考辨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索隐》引郑玄《目录》云:阳城人。阳城,县名,属陈郡。《孔子家语·弟子解》亦以为“陈人”。而《吕氏春秋·尊师》则云:“子张,鲁之鄙家。”则子张有陈人、鲁人二说。钱穆以为司马迁之说不可信,子张当为鲁人,陈已于孔子逝世次年为楚所灭,子张居陈亦不可信。[②]高思新从之[③]。而李启谦则主陈人说。[④]

  李启谦反对“鲁人说”的最关键的一则材料出自《新序·杂事》。其文云:“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托而去。”既然“不远千里”而来,“七日不礼而托仆夫而去”,则子张非鲁人可知。我们以为,《新序》此则材料亦不能否定《吕氏春秋》之说。

  而且,此则材料之可信性似乎要打折扣。一则,子张即使为陈人,也曾在鲁多年从孔子游,对于鲁哀公不会不知,而此处云“闻君好士”云云,则似十分陌生之人口吻。二则,材料从语气上有战国纵横家之色彩。即使退一步讲,此则材料可靠,亦不与“鲁人”说冲突。据《孟子》等书,孔子卒后,弟子守心丧三年,然后别去。但此时又发生了子游、子张、子夏公推有若为儒家领袖的事件,可见其当时应在鲁国。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子张》记“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事。子夏与子张年龄相仿佛,皆少孔子四十余岁。孔子去世时,他们不过是二十四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可能已经开始收徒讲学。这一事件当发生在孔子卒后、去鲁之前。

  其离鲁至陈也可能发生在此时。因为这一次公推有若的行动遭到曾子的反对而作罢。可见孔门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分裂,子夏由此居西河,而子张亦居陈,正是合理的推断。不过,从现有资料子张可能后来由自陈返鲁,卒于鲁国。

  其一:《礼记·檀弓下》所记:“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哭,吊哭也。因曾子一直居于洙泗之间,而曾子以母丧之身往哭子张,据情理当知,子张可能卒于鲁。或曰:《礼记·檀弓》亦有相似一则资料:“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我们知道,子夏在孔子卒后居西河教授,据此则材料,可见曾子当时于鲁赴西河而吊之。以此推测,曾子也可能赴陈(楚)哭之。故如仅以此为断,当然两者皆为可能。

  其二:《檀弓上》:“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按,公明仪为子张弟子,据《祭义》“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可知其又为曾子弟子,而曾子居鲁教授,而公明仪得师事二子,可知子张居鲁卒于鲁之可能性较大。

  其三:《檀弓上》:“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而申祥,后为鲁穆公之臣,由这一个角度看,其后代在鲁出仕,尽管不能排除其居陈且卒于陈(楚),但相较而言,其为鲁人之可能性较大。

  综上而言,子张可能曾于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离鲁适陈(楚),后又返鲁,最后卒于鲁。

  子张氏颛孙,而据《风俗通》:“陈公子颛孙仕鲁,因颛孙为氏。”《世本·氏姓篇》(秦本):“颛孙氏,陈公子颛孙仕鲁,因氏焉。其孙颛孙师字子张,为孔子弟子。”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据此,则此陈公子颛孙即子张之先祖。《左传》云“来奔”即奔鲁。而据《世本》、《风俗通》,其人继而仕于鲁。而颛孙再不见于传文,应该是在鲁繁衍,并未归陈。自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年)至子张生时(前503年),已历百七十年,至少已有五六世之传衍。《吕氏春秋》云“鲁之鄙家”,可知其家已衰败,非贵族矣。至于《尸子》所云“颛孙师驵也”,驵,为马贩子,则不知是否属实了,姑且存疑。

  其实,陈人说与鲁人说并不矛盾。因为子张先祖为陈人,依孔子先祖为宋人而自称宋人或殷人之例,云子张为陈人自无不可。而子张则生于鲁国,既长从孔子游,孔子卒后,子张居陈,开宗立派,自成一家,而陈旋又为楚所灭,子张之儒在楚地当有相当之影响,这一点可从楚地出土简帛文献得以印证。

  二、子张应属于“政事派”

  子张在孔门之中属于性格较为鲜明者,这种性格与气质直接影响到他对孔子思想的接受程度与学问境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思想特征。而这种性格气质和思想特征,也使其在孔门当中别具特色,可以形成为独立的一个学派。郭沫若将子张定为“过激派”[⑤],姜广辉称之为“表现派”[⑥],梁涛则归之为“礼容派”[⑦]。胡适指出,子张因“阔大气象”,与子夏、曾子一班人不合,所以别立宗派。[⑧]梁启超亦同此论,指出子张在孔门“最为阔大”[⑨],郭沫若称其“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⑩],并由此提出与墨子一派的因缘关系。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否准确、妥帖?子张为何能别立宗派,原因何在?这就牵涉到子张之性格气质与思想特色了。

  今人在研究子张之“别立宗派”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据,便是据《论语》中子张与同门的关系不融洽。上引胡适之说如此,郭沫若亦有此意。今人吴龙辉说:“据《子张》篇所载,在孔门高第中,子张是和其他弟子关系处得最差的一位。……子游说子张难能而未仁,其意思是说子张自视甚高,不把同门放在眼里。从子张对子夏论交的故意抬杠来看,子张大概是极易攻击同门的。因此,孔门其他弟子都对他心存芥蒂,不乐与之为伍。……曾参在孔门中以善能动心忍性、乃至愚忠愚孝著称。他都对子张不能忍受,则其他弟子就更为可知了。既然其他同门觉得无法和子张相处(即并为仁),而子张又生性自高,那么,他就只能采取宗法制下‘别族’的方式与其他弟子分裂了。”[11]我们通过细读《子张》的历代注疏,感到类似胡适之、吴龙辉这种看法,其来有自,然而却可能存在很大的误解。我们看《论语·子张》篇所载子张与同门关系的材料有三则。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

  首先看子张与子夏的关系。二人之性格差异较大,对比甚为强烈。子贡曾经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评价是:“师也过,商也不及。”并进而指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从孔子中道思想的角度看,二人皆不合中道,故对二人都有批评。邢昺曰:“此章明子张、子夏才性优劣。”类似的记载见于《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在另一处,孔子评价子张说:“师也辟。”(《论语·先进》)马融曰:“子张才过人,失在邪僻文过。”王弼云:“僻,饰过差也。”皇侃云:“子张好文其过,故云僻也。”朱子曰:“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黄式三《后案》云:“辟,……偏也,以其志过高,而流于一偏也。马注以为‘辟’为邪僻文过,固非。”[12]对朱子之注亦不苟同。今人注此,多从黄氏之说,解释为偏激。这可能是对的。那么,有孔子所谓“师也辟”,是否可以将之称为“过激派”,我们认为也不妥当。“过激派”容易予人以子张行事与思想偏激之印象,而这种印象往往会引向消极或否定的认识。这不利于正确估量子张之儒的价值。而且类似的命名和归类,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照此划分,则子夏当名之为“拘谨派”?

  朱子《论语集注》曰:“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正可见出二人之为人处世及性格气质之鲜明对比。这不仅可以《子张》中论交友一章可证,尚可以《礼记·檀弓上》所记佐证:“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正是一过一不及之证。

  另外在《韩诗外传》卷九记有子张与子夏之辩论,“二子相与论,终日不决”,可见其二人观点之差异,性格气质之不同。“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而子张则讥讽其为“小人之论”,而子张则主张议论时应当“徐言闇闇,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这与子张重威仪容止有关,当然也可见二者气质之差异。

  那么,是否据此可以得出二人关系甚恶之结论呢?我看未必。从“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例可知,二人虽然性格气质与思想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二人未必会交恶。当然,我们也不一定以为二人关系会非常融洽。品味起来,子夏与子张、子游的关系,不如子张与子游、曾子的关系融洽,亦不如子夏与曾子之关系亲密。

  子夏与子张之思想分歧,正是基于其性格气质之差异。观子夏所言:“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乃发挥夫子“无友不如己者”之意,而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主张,也同样是接闻于夫子,因气质之差异而各得夫子之一偏。子夏气象狭促但守于谨慎,子张气象阔大但偏于疏狂。从下文子夏与子游之互相批评亦可见,子夏重学,重小道,子游则重大道,气象与子张相仿佛。由此看来,子夏与子张、子游之关系皆不甚慕。

  子游评价子张之语,一般皆以为是有褒有贬,以贬为主。如皇侃《义疏》引袁氏云:“子张容貌难及,但未能体仁也。”朱子注曰:“子张行过高,而少诚实恻怛之意。”而清儒俞樾《群经平议》则认为:“孔子论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惟过故为难能,惟难能故未仁。子游此论极合孔子论仁之旨,非先以容仪难及美之,而后以未仁讥之也。”[13]康有为《论语注》则认为:“孔子没后,同门中子张年少而才行最高,……记《论语》者为曾子之徒,与子张宗旨大异,乃误传其有所短也。”[14]程树德亦不同意子游讥之之说。他引王闿运《论语训》“非贬子张未仁也,言己徒希其难,未及于仁”之说,指出,“此‘友’字系动词,言我所以交子张之故,因其才难能可贵,己虽有其才,然未及其仁也。……未仁指子游说,如此既可杜贬抑圣门之口,且考《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孔子言子张‘不弊百姓’,以其仁为大。是子张之仁固有确据。”[15]综合考量王、程之说,别出心裁,与《孔子家语·弟子行》、《大戴礼记·文将军文子》所载相符,确可从。

  曾子评价子张之语,何晏《集解》引郑曰:“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也。”皇侃、邢昺、朱子皆同此说。康有为《论语注》云:“类叙攻子张之意。……曾子守约,与子张相反,故不满之。人之性,金刚水柔,宽严异尚,嗜甘忌辛,趣向殊科,宗旨不同则相攻。……孔子许子张,几比于颜子,可谓定论。论人当折衷于孔子。记《论语》者当为曾子后学,而非子张之徒,故记本师之言,……未可为据。”[16]然而,皇侃《义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广也。仁,行之极也。难于并仁,荫人上也。”继而指出:“江熙之意,是子张仁胜于人,故难与并也。”清儒戴望《戴氏注》:“言子张行高为仁,人难与并,叹其不可及。”王闿运《论语训》云:“亦言子张仁不可及也。难与并,不能比也。曾、张友善如兄弟,非贬其堂堂也。”程树德认同王说,并言:“如旧注之说,子游、曾子皆以子张为未仁,摈不与友,《鲁论》又何必记之?吾人断不应以后世讲朱陆异同之心理推测古人。况曾子一生最为谨慎,有口不谈人过之风,故知从前解释皆误也。王氏此论虽创解,实确解也。”[17]程说所指亦应包括康氏在内。黄怀信先生虽然坚持子游之语乃贬语,但他认为此处曾子之语与子游不同,难与,不可及也,并,共同、一起。因此他同意王闿运之说。

  我们认为,子游、曾子之语应非贬抑子张,且三子之间的关系应当相当融洽,并非传统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剑拔弩张。当然,子游、曾子与子张确实性格气质不同,思想有较大差异。但这不妨害同门之谊,正如颜子、子路、子贡三子性格气质不同而皆相友善。王闿运曾说,子张与曾子友善如兄弟,可谓的论。这从子张去世,曾子虽然有母之丧,亦前往哭之一事可见。子游称“吾友张也”,且据《风俗通义》,子张之子申祥,娶子游之女。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子张与子游的关系亦当友善亲密。

  子张之气质确乎宏阔高广,这不仅表现在其容仪堂堂,而且也在其思想之高远。关于子张之容仪,相关记载较多。除《子张》所载“堂堂”之外,《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杂言》、《列子·仲尼》皆载孔子评价子张“师之庄贤于丘也”,“师能庄不能同”。所谓庄,实际就是容仪堂堂之义。另外,《尚书大传》等文献所载“孔子四友”之说,虽未必可信,但却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子张之气质。“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这正是子张堂堂之象。而从子张之“见危致命”、“执德弘,信道笃”、“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美攻不伐,贵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无告”、“不弊百姓”的表现,亦可见其思想之高远也,而深得孔子之教,宜乎其能开宗立派,成“八儒”之一也。因此,所谓“表现派”和“礼容派”的说法和归类,都不能得子张思想的真精神。而且,姜广辉先生之将儒家八派或孔门弟子分为“弘道派”、“传经派”、“践履派”和“表现派”本身就存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而梁涛先生将“礼容”作为子张之儒的特色,则忽视了子张之儒的思想价值,尤为不可从。

  然而,子张之气质与思想,数传之后,亦有流弊。战国末期,子张氏之儒,被荀子批评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云:“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弟佗其冠”意为斜戴其冠,所谓“衶禫其辞”颇为费解,学者训解不一,大意是“言语冲淡,索然无味”,或是“衣裤乱穿”,所谓“禹行而舜趋”,言模仿圣人之外表。日人久保爱曰:“谓唱子张氏学者之弊也。”[18]程石泉亦谓:“是则受业于子张者,但学子张之衣冠容貌步趋,故荀子讥之。”[19]此说殊是。可见,其后学已全然不见子张堂堂之象,不仅不能存子张思想高远之神,甚至亦不能保有子张容仪堂堂之形。众皆知明末王学末流之弊,其实学派繁衍,数代之传,往往呈现此末流之弊,亦不可避免之势也。

  子张的思想以“为政”为核心。我们从《论语》可知,子张所问于孔子者,如“学干禄”、“问十世可知”、“问令尹子文、陈简子”、“问善人之道”、“问高宗谅阴”、“问崇德辨惑”、“问政”、“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行”、“问仁”、“问从政”,在《孔子家语》中,亦有“问入官”等记载,多与“为政”有关,可见其兴趣所在了。因此,如果给子张之儒归类的话,颜炳罡先生的划分可从,不妨将之归为“政事派”。[20]

  不过,对于子张是否真的从政,史料阙如,无法详知。宋晨昊对此有所考辨,反对“子张终身未仕”说。[21]他根据“不弊百姓”一语,推测子张应当曾经从政。我们知道,此语出自孔子的评价,为子贡所引用。考子张在孔子去世时已25岁左右,按年龄有从政的可能。又从子张问政的诸多记载来看,孔子所讲并非仅仅是理论的说教,而是有针对性的解答。故此,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子张从政一事,但推测其确实曾经出仕,应当是合理的。

  三、子张与墨家关系之考辨

  郭沫若先生对子张之“尊贤容众”的思想,格外推崇,并指出:“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是因为有这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又说:“墨翟应该比子张迟,他在初本来是学过儒术的人,照时代上看来,倒应该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不过他们尽管有些相似,在精神上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的地方,不然他们应该早就合流了。”“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而墨子则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这应该是他们的极严峻的区别。”郭沫若根据《荀子·儒效》中“其言议谈说已无所以异于墨子”,将之与子张之儒对应起来,第一个具体分析子张与墨家的关系。[22]此后,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丁原明指出子张对原始儒学的偏离,其中之一就是对“仁爱”的偏离,具体说就是他突破了孔子仁爱的宗法性质和等差性,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企求,而这些正是与墨翟的“兼爱”思想相趋同的。但他认为,这种偏离对正宗儒学而言,可能是一种学术的退化,但从整个先秦思想的发展来说,却是一种学术的进化,因为他开启了儒家向墨家思想的渗透。并将子张视为“儒墨相通的最早疏导者”。[23]王开文在文中也指出子张与墨家的关系,但他认为是融合了墨家的一些观点,而形成子张学派的。[24]甄洪永专门对此撰文,指出子张尊贤容众,已经背离了孔子爱有差等的原则,泛化了仁爱,暗合了后起墨家的兼爱思想。而子张重视思想学说的执行力与墨家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张就是墨家的理论先导”[25]。

  这些说法代表了学界关于子张与墨家的一般看法。韩愈在《读墨子》一文中,首先提出“儒墨相通”的命题。其谓“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对理解子张与墨子关系很有启发。墨家与儒家有亲缘关系,自不待言。其中孔墨相通亦有可言者。不过,儒墨既然分立,则自然有根本的区别存在。而子张虽然被韩非称为“儒家八派”之一,其思想倾向似乎应当在孔门独树一帜。现代学者据此认为,子张背离或偏离了孔子思想的正统,滑向或诱导了墨家的道路。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重新考虑。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完全排除子张对墨家学派产生影响,也更不能排除子张后学即所谓子张氏之儒与墨家的相近,但我们通过分析子张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说子张偏离了孔子思想,似乎还缺乏明确有力的证据。仅仅以“尊贤容众”一条来界定子张思想特色,并将之与孔子的等爱之爱对立起来,似乎不妥。“尊贤容众”本来就是孔子思想的应有之义。孔繁说:“子张在仁义和礼的问题上是孔子学说的忠实继承者。”又说:“子张是得孔子正传的弟子之一。”[26]我们认为这一评断是可信的。在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子张接受并奉行了孔子较为理想的一个层面,但并没有偏离孔子。我们可以说,子张“得圣人之一体”,或“一偏”,但却不能将之视为对孔子之道的偏离。

  如果从孔墨相通的角度,将子张视为孔子儒学向墨家思想过渡的桥梁,自无不可。毕竟,子张的思想境界和特色,在孔门弟子之中,与墨家最为接近。最起码这是子张影响墨家的必要条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否果真如此,则缺乏明确的资料佐证,不便说得过于绝对了。

  注释:

  [①] 关于新出简帛及《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等文献中所见子张之儒的资料问题,及子张与曾子、子游、子思的关系,可参加笔者另文《由新出简帛看子张与子思之师承关系——以<忠信之道><从政>为中心》,《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4页。

  [③] 高思新:《子张身世探索》,《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

  [④] 李启谦:《子张研究》,《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

  [⑤] 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6页。

  [⑥]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载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⑦]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⑧]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⑨] 梁启超著,干春松编校:《儒家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88页。

  [⑩]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31页。

  [11] 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12] 诸家之注释,可参程树德:《论语集释·先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3] 俞樾:《群经平议》,《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1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987页。

  [14] 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1页。

  [15]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27-1328页。

  [16] 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1页。

  [17]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28页。上引诸家注并参此书所引。

  [18] 王天海:《荀子校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引。

  [19] 程石泉:《论语读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36页。

  [20] 颜炳罡:《“儒分为八”的再审视》,第136页。

  [21] 宋晨昊:《子张从政辩》,《古籍整理研究》2009年第3期。

  [22]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26-131页。

  [23] 丁原明:《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6期。

  [24] 王开文:《子张之儒述评》,《周口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25] 甄洪永:《论子张氏之儒在墨家形成中的历史地位》,《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

  [26]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9页。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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