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屈原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长之 发布时间:2011-06-03
摘要:

本文摘自《论语二十讲》 作者:周予同 等著 傅杰 选编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一、美与表现

当我读托玛斯曼(ThomasMann)的《歌德与托尔斯泰》(GoetheundTolstoi)时,我不禁想到孔子与屈原。托玛斯曼说世界上的天才大概分为两类,歌德与托尔斯泰是一型,席勒与杜斯妥益夫斯基是一型:前二者是偏于“天”的,后二者是偏于“人”的;前二者是康健的,后二者是病态的(病态却不一定是坏,那意义乃是哲学底或者说形上学底)。他的书虽然标题为《哥德与托尔斯泰》,但假若改为《歌德与席勒》或《托尔斯泰与杜斯妥益夫斯基》,我想也许更合适吧,因为他实在是时刻把这两种精神作为对照的。只是那样的话,“与”字的意义就不同了,所以他一开头,便先说了许多话,来说明“与”。“与”可以是对照,“与”也可以是连系。至于我现所用的“与”,不用说,却不是歌德与托尔斯泰之“与”,乃是歌德与席勒之“与”,或者托尔斯泰与杜斯妥益夫斯基之“与”。我常想,中国难道没有两个伟大而深厚的天才,代表人类精神上两种分野的极峰的么?有;这就是孔子与屈原,——虽然我所谓分野,未必同于托玛斯曼。

当我读温克耳曼(Winckelmann)的《古代的艺术史》时,我又不禁想到孔子与屈原了。温克耳曼有“美”与“表现”之说。关于美,他说:“美这个概念,就像从物质中被火点燃起的一种精神力,它要依照那在上帝的聪明之下所首规划的理性的生物之形象而产生一种创造物。这样的形式,就是单纯与无缺,在统一之中而多样,由是而为调和的,就像从肉身所发出的一种甜蜜而悦耳的声调然,各部分者是和谐的”。他又说:“从美的形式所塑就的美的青年,是海的水面那样统一的,其平如镜,然而又无时不在动着,而浪花在卷着”。难道中国精神史上没有这样一个和谐,平静,而流动的雕像么?关于表现,他说:“所谓表现者,是我们灵魂的或身体的剧烈的悲哀的情形的模仿,也许是在悲哀时的心情,也许是可悲哀的行动。在这两种情形里,面貌和举止者要变态的,因而那种构成美的形式当然也要变动了,这种变动越大,则有损于美者就越多”。简单说:“表现”可说是破坏了的“美”。在温克尔曼的时代——十八世纪——古典的美学家自注重“美”而轻视“表现”,但是近代却不同了,人们对“表现”和“美”,并无所轩轾。就是温克耳曼自己,对于有节制的表现,也还是欣取的。什么是有节制的表现呢?这就是他说:“好的艺术家之表现悲哀,是如火焰之只许见其火星的,是如诗人荷马所形容的乌里塞斯(Ulysses)的吐字,就像雪片一样,虽然纷纷不息,落在地下却是安详的”。现在我又要请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表现悲哀是像火焰之只见火星一样,是像安详的雪片纷纷落在地下一样的呢?在“美”一方面,我找到了孔子,他就是那样的谐,平静,而流动的。在“表现”一方面,我找到了屈原,他就是那样虽然悲哀而是只见火星的火焰,虽然悲哀而是纷纷的雪片,终归安详的。

以雕刻比,孔子是希德耳勃兰特,屈原是罗丹;以绘画比,孔子是达文西,屈原是米开朗基罗。中国真幸运,有这样两个永远照耀着伟大的民族史乘的巨星,我也真幸运,有机会谈到他们!

二、社会与个人

孔子与屈原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许多人被他们之中之一的精神所导引着。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件大可对照的事看出来了,这就是:受了孔子精神的感发的,是使许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光芒一敛,愿意作常人,孟轲是这样的人,朱熹也是这样的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响的,却使许多人把灵魂中不安定的成分搅醒了,愿意作超人,贾谊是一个例,李白也是一个例。

这事情是偶然的么?一点也不。原来孔子精神是由社会到个人的,他觉得只要社会建造好了,其中的个人不会不好,他侧重社会,他因此常想把个人受拘束于社会之中。他告诉弟子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都是教人牺牲个性,以适应美的生活的。他告诉人:“敏于事而慎于言”,他告诉人:“泛爱众而亲仁”,他告诉人:“晏平促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都是指示人如何可以过一种人与人相安的生活,而不会搅乱社会的和平的。他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讲诗教,也注意到“可以群”,原来他时刻不忘群的生活。

我所谓把社会建造好了,其中的分子不会不好,但是怎么样才能把社会建造好了呢?照孔子的理想便是“礼”。假若社会上有一种“礼”的文化,所有分子都服从“礼”,那么,各个人便都是好的了。孔子一生的事业在“礼”上。从他小时的游戏“陈俎豆,设礼容”,到他壮年发表政治理想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到他政治活动失败了,定礼乐,作为他那“礼的设计”之最后的修订;著《春秋》,作为他那理想的社会中“礼的制裁”之寄托,在他这栖栖惶惶的七十三岁的生涯中,哪一天忘了“礼”?

传说中的孔子适周见老子,不是为问“礼”么?司马桓魋所拔了的树,不也是孔子与弟子习“礼”于其下的么?在孔子死后三百多年,为司马迁所低回留之而不能去的,不也是因为见了孔子庙堂中的车服冖器,并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么?

在不能适应群的生活的原因中之一,是由于理智与表感之不能各得其所。理智与情感如何才可以各得其所呢?这也需要“礼”。“礼”可以说是情感与理智的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巧妙而合理的妥协。荀子说:“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这,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中央电大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礼论》)这可以说探得礼的真精神。从这一方面说,“礼”乃是为适应群的生活计的一种心理准备。

个人与群的冲突是不可免的。但是纯粹抹杀个性,这样的群也就是腐烂朽败;反之,纯粹听任个性,也势必使这样的群不是一日安。那么,怎么办呢?孔子告诉我们的态度是“群而不党”,是“周而不比”,是“泛爱众而亲仁”。然而这是原则,而不是实践。实践时须有一种方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个性,一方面避免个人与群的冲突。这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就是“礼”。不错,“礼不妄悦人”,然而在不“妄”之下,究竟还是使人悦的。“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并坐不横肱”,“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曲礼》),这些虽然是小节,但犯了时,就会惹人讨厌,就不能过一种和易的群的生活,反之,如果作到了,却会唤起人们的好感,大家生活得便更愉快些。这就是一种生活艺术。

无论就礼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的秩序说,或就是礼是一种使理智与情感各得其所的,适应群的生活之心理准备说,或就礼是使群与个人减少冲突而幸愉悦的一种生活艺术说,礼是站在群的观点上而存在的。孔子注重礼,所以孔子的观点是侧重群的。因为着重群,所以使处于在群中的个人便收敛了。孟轲和朱熹都是为这种精神所笼罩着,因而他们都情愿收敛了的。否则,想想看吧:孟轲将是一个狂士,朱熹将是一个才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孔子精神,也是一切被孔子教化浸润了的人的精神:他们贬抑了自己,他们收敛了自己,他们隐藏了自己,他们为社会,为大我,为群!

在相反的出发点上是屈原。他的看法是,只要在社会上的各个分子好了,这个整个社会就好了。他的思想的途径是:由个人到社会。于是他希望社会上各个分子都是全然无缺的,都是坚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优美而高洁的。然而社会上各个分子是不能如他理想的,“哀众芳之芜秽”,就是他的痛苦所在;——多么伟大的一种痛苦!他希望得太切了,于是幻灭得太厉害,于是他情不自抑地说:“宁溘死而流亡兮”,“予焉能忍与此终古”!

因为孔子侧重在社会,所以对个人的过失有时候可以原谅,所以说:“观过知仁”。就是孟子也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可是屈原是不行的,他的社会理想既以个人为起点,所以对于个人的过失到了不能原谅,不能忍耐的地步。最后,他实在无从妥协了,于是出之一死。

因为屈原是侧重在个人的,所以对于自己也要求特别高,自己意识着的责任感也特别重,自己对于息的督责也特别严。屈原的《橘颂》,不啻是一种自赞,却也不啻是一种自铭自警:“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么,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他自视甚高,这是因为他希望各个人都作到理想的地步,于是他不得不先从自己作起。但是结果别人离他太远了,他寂寞他痛苦,像尼采书中查拉图斯特拉走出了人群一样的痛苦。“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的寂寞,却也是屈原的寂寞。越想作超人,越要寂寞,越寂寞,越要作超人。受了屈原影响的人,便多半作了寂寞的超人了!贾谊是其中的一个,李白更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孔子侧重社会,侧重群,结果他也补社会所看重。孔子得到一般人的崇拜,他的名誉遍于各个角落。以一个“人”(不是“神”!)的资格,而庙宇布于全国,甚而到了安南;以一个平民的三间住宅而修成了国家建筑的三百多间的大殿(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页六,民国二十四年,中国营造学社版),这是世界上一个奇迹,这是历史上一桩唯一无二的事件!——但我们对这件奇迹,却只有自傲,而不是后悔:因为值得!

却因为屈原侧重个人,向往超人,所以他的崇拜者便较少。真正欣赏他而了解他的人,是限于诗人的圈子里。端午节虽有,吃粽子的人多,知道屈原的人少。

“求仁而得仁”,孔子与屈原在中国所得到的待遇,也原是自然的了。

由社会到个人,是孔子;由个人到社会,是屈原。从孔子,我想到一切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从屈原,我想到一切个人主义者,如尼采!

三、精神上的反对者

孔子与屈原虽然有这样大的分别,但他们不是没有共同点。在热心救世的一点上,是再没有比他们更相似的了。他们的热心救世到了不顾现实的地步。“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这是屈原。他们的失败,他们自己何尝不知道?然而他们偏要作下去,因为他们不忍得放手。个人的利害,他们也不贬抑到毫不足轻重的地步。因为他们热心救世,他们在精神上(假若不是事实上),便都遇到了他们的反对者了。孔子遇到的是楚狂接舆,接舆的歌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屈原所遇到的是江潭渔父,渔父的话是:“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汩其泥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而自令放为?”又歌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最有趣的是,这个渔父和楚狂和行径真有点相似,渔父把歌唱完了,就掉头而去,“不复与言”;那个楚狂却也是当孔子下车,欲与之言时,他“趋而去,弗得与之言”。他们都看得多么清楚,作得多么斩截爽利,一点留恋也没有!

可是孔子与屈原不行。他们不是理智不够,却是情感太多了,他们对于人间太爱了,他们不能冷冷然。任何人的失败,不足以动摇他们的信心,任何样的打击和冷淡,不足以熄灭他们衷心的热火。孔子到了六十八岁了,才结束了他的仆仆风尘的跋涉;屈原也是到了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才下了决心离开浊世。他们的晚年都不是平淡的:孔子在风烛残年中没有忘下他壮年的梦:“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屈原在老迈之中也没有放弃他青年时对美好的事物之情感和态度之倔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

不错,屈原终于自杀了,但他不是弱者,也不是由于对世界淡然。反之,他仍是一个强者,他未被世界上任何邪恶所征服,他没有妥协半点,最后,为了他自己的精神的完整,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所以才甘心葬于鱼腹。他不是贪生怕死的,为什么说他是弱者呢?他也不是对世界淡然的,要知道他是在六十岁以上才自杀的(采郭沫若说,游国恩说亦然,我自己考证的结果也是如此),可知在他自杀之前,经过了一种长期的内心斗争。他为什么不早撒手而去?只是因为不忍得。“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曼予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反!”(《哀郢》)他对于故张的留恋犹且如此,他对于人间的炽爱自不必说。他像陷在男女之爱中的热狂青年一样,那情感太强烈了,震撼了自己,也毁灭了自己。歌德说人有情感奔放时,是像一匹咆哮的马一样,扎一刀,出点血,才痛快似的。这就是屈原自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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