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亚暾:天下第一会 国际儒商学会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潘亚暾 人气: 发布时间:2008-06-16
摘要:
也许,有人看到标题会说我“吹牛”。但,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早在20年前,就有人给我“潘大吹”的外号,我于今不悔。十年庆典足以证明我言不虚:一个教授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学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此一点,堪称世界之最。

公元1984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提出16字决:“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倡导儒商和儒商文学,石破天惊,语惊四座。有人斥之曰:“无稽之谈,荒谬之论,为奸商辩护,搞‘铜臭’文学。”我一笑置之,坚持著书立说,为儒商鼓与呼。

笑骂由人,我行我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是我的性格和作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勇为天下先,创新着先鞭。我不仅这样说,还坐言起行,雷厉风行,一起步就迅跑。此后十年间写了百多篇文章,出版一套儒商文丛,率先建立一门“儒商学”新学科,令人刮目相看。

公元1994年,我这个两袖清风的学者独自创建了一个跨境跨国的国际儒商学会,打造出一个诚信的学会,产生了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红、黑、白三道争相抢牌夺权,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更显示我会风采与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声望,赢得四海喝彩,迎来第三个十年的辉煌。

这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从海外,境外到内地称我为“儒商之父”、“儒商鼻祖”、“儒商教父”(见《中华儿女》),我也因此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待遇,荣获88个荣衔,荣获国家图书奖,我的传略被国内外40多家辞典所收录,这决非偶然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之成功绝非有过人的才华和超群的能耐,而是胆识才能兼具、人文言行一致。这与时代、社会、经历、苦难、机遇有关,也与我的出身、性格、命运、品格、遭遇有关。我出身于华侨世家的书香门第,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东北沦陷之际,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我才跨入小学门坎,这就注定我前半生处于动荡年代,必定走尽坎坷路,饱尝甜酸苦辣和悲欢离合,这使我从小就产生强烈的爱憎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更因家庭变故和父母离异,在我满周岁时,父亲南渡菲岛,一去不复返,使我长期失去父爱,立志写本《母爱》。偏爱文学,偏科带来极大的局限性,不幸给我许许多多的遗憾。从我学话开始,母亲就要我背《千家诗》,从我懂事开始,祖父就给我讲他的故事,对我影响至深。

祖父3岁丧母,因受后母虐待,8岁出走,在厦门当店小二,自学成才,15岁偷渡吕宋,诚信致富,认识孙中山,同情革命,加入同盟会,捐资推翻满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告老返乡,把山、林、田地租给穷人,但从不收租,清誉远扬。抗战期间,屡受土匪恶霸敲诈勒索。太平洋战争后,侨汇中断,80岁高龄还上山砍柴,我常跟他上山割草,听他的海外奇闻。他常感叹说,中国历来轻商,不懂商战重要,让列强倾销洋货,任人侵略宰割,弄得积贫积弱,成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民不聊生。他主张商战救国,在我的潜意识里,他就是现代儒商典范。我之所以率先倡导儒商,与祖父长期潜移默化分不开。

因为爱国,我读初中时就同情革命,大唱革命歌曲,出任“我们唱民歌团”的总干事,读高一时任学生自治会学习部长,出墙报,参加游行示威和地下党外围组织,阅读进步书籍,大写反蒋文章,上了当局黑名单,36计走为上,跑到香港读大学继续参加学运,并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返回广州深造和参加工作,但在肃反运动中却因“特嫌”被审查100天。因海外关系未能入党,无法从政,便以调干生身份进中山大学深造。在反右斗争中因文祸而当上右派分子,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大学任教,后被下放贵定师范和黔南师专,在文革中千锤百炼九死一生。文革后奉调暨大任教。改革开放时,我年近半百,机遇与冒险是起飞的双翼。我得天独厚,通天通地通海,率先在暨大成立致公党支部,当选中委,且连任三届,成为民主人士;率先研究台海华文文学,出任暨大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在暨大召开首届台港文学研讨会,开出“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三门课。19854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邀请我赴京讲学,长达数万言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现状》讲稿随即在《香港文学》上连载。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亚各国率先邀请我出国与会、讲学,出了几本专著,文友遍四海,文章飞五洲,赶上最后一班车,当上教授、评论家。

以上经历说明,我之所以首倡儒商和儒商文学,一是血缘关系;二是苦难经历;三是改革开放前沿;四是对外开放型的暨大;五是家在香港;六是广泛的海外关系;七是拥有人所不及的优势;八是最先走向世界……正因为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敢字当头,苦干实干加巧干,始有今日之成就。十年辛苦不寻常,再苦再累永向前。

锣鼓在前 大造舆论 有情有爱有一切

改革开放初,我就提出“更新观念走向世界,以文会友走向世界,以文扬善走向世界,以和为贵走向世界”的口号,并认定研究重在发现,思想贵在创新,实践力求突破。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因来得突然,出于人们意想之外,难得理解认同和接受,势必遭反对,几经挫折乃至失败。为了取得最终胜利,要有贵在坚持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忍受几起几落载浮载沉的漫长过程。因为更新一个观念比推翻一个政府还难。自古以来只有儒生、儒相、儒医、儒将,哪来儒商商儒?自古以来只有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之说,哪来儒商和商儒这一桂冠?我的对策:一是引经据典以史为证;二是列举古今中外儒商典范为例;三是给儒商下个科学的定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良好的道德品格、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商人,谓之儒商。”并指出儒商古已有之,但属个别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只有到了二战之后在南洋华社才出现,可以侨史为例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力宣传教育,并持之有恒,是可见实效的。所以头10年,我逢人便谈,逢会便讲,广发文章,大造舆论,终于赢得有识之士的理解、认同与支持。

本人向来反对单打一,是个多种结合论者。在过往对学生的教育,我是把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在暨大任教时,实行教、研、创、交流四结合。在我看来,文商结合,相得益彰,互补性最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互学互补共进共荣。我所建构的《儒商学》就是一门多种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这源于我的切身体验,因我生于战乱,长于运动,封笔22年,头脑一片空白,急需加油充电,多方恶补,非多种结合以求自救不可。时不我待,机不再来。最佳选择是攻冷门,开拓研究新领域,寻找突破口,《儒商学》便是快捷的切入口,填补空白,人无我有,才能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为此,我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天天读写,一天干18小时,日夜驰骋,快马加鞭,质量并举,遍地开花,每年都发表百篇以上诗文序评,联系数以百计的文友,以求广而告之,大力自我推销,迅速提高知名度。但必须付出代价,一是妻儿在港,我一人独居暨大;二是身体健康,才能艰苦奋斗(有一顿没一顿、早一顿晚一顿、好一顿坏一顿);三是全身心投入,不追求享受。总之,看起来好像傻瓜一个。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为了理想,产生无穷的力量,干劲冲天,永不言倦。在短时期内,我发表了系列论著:《儒商论》、《儒商文学异军突起》、《三军并起光我中华》、《儒商现象透视》、《文商角色反串》、《漫谈儒商文学》、《经济与文学的有机结合》、《文学与科技联姻》、《双才作家群像》、《儒商不奸》、《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儒商文学》、《最识时务 精英一族》等等,同时为百位儒商作家评说,进而出版《儒商学》、《儒商文学论稿》、《儒商列传》、《儒商大趋势》等。

  有文就有友,有爱有一切,万紫千红结伴来。首先是我的学生文友上海汪义生君和我合作出书,和我联名刊文,这使我如虎添翼,捷足先登,扩大战果;其次是我的儿子香港瑞权集团潘董承办首届儒商文学研讨会,成立国际儒商学会;再次是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菲华诗人、世界日报文艺版主编云鹤等数以百计的报刊杂志为我提供宣传阵地;更重要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信任和支持,让我“斩而不奏”,言行自由,全面保护。校长还亲自到会(首届大会)致词表彰;致公党省委、中央关爱备至,让我有惊无险;我的同事纷纷加入研究行列或出席首届大会,诸如张元元、傅汉章(经济学院院长)、陈伟明、王列耀(文学院院长)李金秀、张世君教授等,还有我的同行如:江大陈公仲教授和北京白舒荣主编(《四海》);在海外境外对我最大支持的有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为首的18位企业家、作家,新加坡李氏基金给我20万元研究经费,诗人书法家潘受、文协会长骆明、儒商作家周颖南、庄右铭、菲华文坛开“荒牛”林健民、诗人明澈、云鹤、泰华双才作家梦莉、司马攻、香港财经小说家梁凤仪、阮婉珍等等,等等。不胜列举。

  没有以上方方面面的关爱、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事的,更成不了大气候。因此应归功于时代、社会、学校、文友、同事、同行和家人,本人只不过是发起者罢了。

  第二个十年稳步发展等待时机再出发

  一人创会,既无后台,又无钱财,最是举步维艰。

  儒商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而我是位教授,一手硬来一手软,实难担负重任。我周围全是学者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支持我的儒商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发挥助力。在此情势下,我仍迎难而上,而且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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