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里的人生与社会——读《济宁历代书画选》

　　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实，在咱们中国，“另编一部”谈何容易，好多真相犯忌不能说，说出的又往往是歪曲的虚假的，更多的则被遗忘在厚厚的尘埃里。但是毕竟历史事实就在往去的时日里藏着，不朽不腐，只是等待有人披沙抚尘悉心揭示罢了。等到一个一个独自成体又为总史之一部分的点与局部多了起来，连贯一处，真的历史就会显出它的原貌来。我手头这部齐开义先生主编的《济宁历代书画选》，就是这样独自成体又是总史之一部分的好书，并且因为它的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映照着真实的社会，更使其于书画艺术之外，还兼有着诸多看点。

　　古代官员的可爱之处

　　从这部书，我看到了古时官僚比当下官僚的可爱之处：相当一部分有着真正深厚的文化修养，一小部分有着不贪不腐真心为民为国办事的操守，更有少数还是辉映中华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如曾于济宁任运河河道总督的林则徐，书中所选五幅书法作品均是上乘之作，所书内容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静坐读书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其跃然纸上的清洁精神、无欲则刚的人生境界，与当下官员的急功近利(个人升迁之功与以权肥私之利)恰成鲜明对照。书为心声，做人硬气，做官才能有底气。不知何时起，开始时兴说得天花乱坠做得猪狗不如起来，那么，收入书中的林则徐的这幅“观操守”行书便是常鸣的警钟了：“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修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在下流与下坠的时尚里，这部书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光是当代，济宁就曾经痛失过许多不可再生的国家级或世界级历史文物——孔林的每一座古墓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扒翻抢掠过;曲阜高约九米、底部宽约八米、周长约四点八公里的完好的明故城墙，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学大寨”的名义被拆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拆除了运河边上的太白楼，六十年代毁灭了运河岸边的西大清真寺和具有世界科技意义的运河汶上南旺分水口及相关建筑——这是摧毁性破坏，而九十年代对于号称运河之都济宁惟一标志性街区竹竿巷的拆除，则是典型的“建设性破坏”。短短五六十年间，一个一个民族与人类文明之宝，相继横遭毁灭的命运。

　　与此相反，在齐开义先生主编的这部书里，却记载了清朝一位痴迷于文化建设的可敬的官员。他叫黄易，在济宁做运河同知并老死于济宁，是位著名的金石学家，曾系统地整理秦汉碑石。他在官位上最大的一项文化建树，便是对于嘉祥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的发现、发掘与保护。

　　《济宁历代书画选》的特色之一，就是刊出书画的同时，还有对于人物事迹选精撮要的介绍与对于书画与作者提纲挈领的精当评点。在黄易的的两款书法下，有这样的评说，“黄易于济宁期间，不辞劳苦，深入乡间，寻碑访古，多有收获，功莫大焉”，“黄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访得并挖掘武氏祠汉画像石，开现代考古先河，影响深远”。读着这样的文字，不仅能够还原古人的活的形象，还能感到齐开义心上的热度。

　　中国书画家的节操

　　古代与近代没有书法家协会，也没有美术家协会，但是书画却比当代人做得好。为什么?文化环境，艺术修养，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节操。

　　上个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漫画家马星驰是我们济宁人，书中虽然只收入了他的一幅绘画，其重要性却非同小可。家境贫寒到常以黄泥汤代墨，在南京为富家作童仆，去上海卖画为生——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漫画家，在他穷困的生涯里，却绝对不做金钱的奴隶，可以大气地拒绝美国报人以重金购买他作品的请求。面对清朝的残暴与腐败，画家的马星驰毅然投身国民革命，追随孙中山，不惜流亡海外十余年。国民政府取代清王朝之后，漫画家的马星驰仍然以画为武器，批判专制的“死灰复燃”;此后又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以犀利的漫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丑恶面目。

　　王景禧是济宁兖州人，在金石学、书法、文学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1932年，时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同时也是书法家的郑孝胥致信王景禧，动员其去长春任伪职。看信后的王景禧不仅不为职位所动，还大骂郑的汉奸行径。同样拒绝为日本人服务的，还有画家吴天墀。他是济宁市人，曾在济南师范美术系任教，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后，他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日寇服务。

　　当下的书画家，还有为了民族民众的前途而忧而思而挺起承当的肩膀的人吗?还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凛然大丈夫吗?还有不为金钱名利所迷所惑的真君子吗?遍览华夏书坛画界，这部书所收藏所展示的一种叫做节操的东西，也就显得十分珍贵。

　　书画中的苦难人生

　　自号“苦瓜和尚”的石涛有一首题画诗：“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一个苦字，道尽古代书画家们(甚至整个读书人)的别样人生。生活之苦，孤独之苦，既恃才清高又期待有权者青睐的矛盾之苦，不一而足，正反映了那时的社会。开义先生所编的这部书，也让我们体察到了这样一个苦字。

　　那个写下了《桃花扇》的孔尚任，曾于康熙的青睐之下飞黄腾达，又在康熙的冷落与弃置之中病殁，其内心之苦非别人所能感悟。堪称书法大家、也是孔子后裔的孔继涑，因孔府内部的权力之争，被冠以“房屋越制”、“妄图篡位”的罪名，逐出家族，死后不仅不能进入孔林。即使被迫葬在曲阜城西的大柳村，还要在其棺材上锁上铁链，以图让其死后的灵魂也不得自由。

　　生活的艰辛与潦倒，更是不少书画家人生必历的“常课”。

　　只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为什么“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当代，书画家的苦难反而有增无减了呢?

　　那个叫“空峒”的高僧，幼年随父亲逃荒到济宁，于佛学外精研医学，救人无数。1950年曾主动提出将自己所主持的铁塔寺东院让给政府公用，并将收藏的名人字画、珍稀佛像二十余件捐赠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善良且进步的高僧，却在“文革”的第一年的86岁时因受红卫兵冲击而精神失常。

　　还有傅抱石、李广田的学生画家张圣时，他是1952年12月27日深夜被从梦中惊醒、上铐、带走、关押，并在监禁了一年又七个月之后，以“历史反革命”的所谓罪行，判刑3年。“历史反革命”的“罪证”，就是1944年至1945年的为来华抗日的美军当少校翻译、当然也是抗日战士的经历。3年的刑期，竟会膨胀了10倍。他在而立之年入狱，等到走出高墙，已是发白背驼的62岁的老人。一年，决定了一生，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少校翻译的名号。

　　书画大家孙育儒，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师从朱复戡，书画功力深厚，却一生艰难备尝，尤以经受“文革”种种凌辱后默默无闻地死于1975年的人生，让人扼腕长叹!那位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画家陈我鸿，一生郁郁不得志伸，曾经有过长期流浪、差点饿死、乞讨为生的经历。

　　这些苦难，这本书中或揭示，或阙如，但只要收入他们与他们的书画作品，翻检间，其人生的点点滴滴，就会让人抚卷长思。

　　开义本人就是一位有性格且学养丰厚、有着独到识见的书画家，他于这些作品之后的点评，不仅起到了引领与点睛的作用，还在书画的理论批评上有着独立的价值。如评论桂馥的书法：“桂馥生活在金石学大兴的乾隆嘉庆时期，曲阜又为汉碑之乡，故其隶书成就甚高是有其渊源的。其隶书古朴浑穆，气势开张，清一代出其右者甚鲜。”将一个的作品，放在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下，也就让作者连同作品一起有了扎根的土壤。开义为人磊落，书画正大，这种追求也就在三言两语的短评中得以体现。如评林则徐的书法：“国人向以人品书品并重，品不正，同‘其书虽工不贵’。林则徐人品高洁，抗击外侮，令国人敬仰。其书亦工整端严，亦令人心向往之。”用纯艺术的眼光进行确切到位的点评，更是不胜枚举。评小义大，为这本书增色不少。

　　郑重地推荐这本书，也向开义老弟道声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