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抗倭故事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鲁风 人气: 发布时间:201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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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世家,祖籍山东济宁(一说山东烟台,应为误将仕所当成籍地),戚氏出自姬姓,得姓始祖为孙林父,故城在今河南濮阳北戚城,其支庶以邑为氏。战国时卫国灭亡,戚姓子孙避居今山东、江苏间地即鲁西南的济宁一带。至六祖戚详时曾一度迁居安徽定远县。元末朱元璋起兵反元经过定远时,戚详投入到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中当了一名小旗,南征北战30年,始凭借战功升至百户。洪武十四年(1381年),戚详随明军进军云南,不幸战死。明朝廷追念他的功绩,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因明朝注重海防,古登州为山东海防第一要塞)。戚斌的儿子戚珪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职务。戚珪的儿子戚谏,年轻时就力大过人,曾独自与猛虎搏斗,为乡人称道。戚珪有两个儿子,长于戚宣无嗣,次子戚宁生一子后早逝。后来戚宁的这个儿子过继给了戚宣,他就是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戚宣死后,戚景通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戚景通先娶夫人张氏,因张氏不能生育,后又娶王夫人。嘉靖七年(1528年),他56岁时生下长子戚继光,后又生下次子戚继美。戚景通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作风,对戚继光产生了深刻影响。严格的家族教育和几代人的军事实践所形成的理论知识,使戚继光从小热爱军事,为后来驰骋疆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说到戚继光的名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戚继光《年谱》介绍。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任江南漕运把总时全家住在济宁南60华里处的鲁桥(今济宁市微山县鲁桥镇),戚景通的长夫人张氏不育,又娶了王氏夫人。一天晚上,戚景通与张夫人在北屋安眠,至午夜,戚景通突然从梦中跃起,双手合十,作揖不迭,张夫人被其惊醒,忙上前扶住,问其所以,戚景通说:“刚做一梦,见一红衣仙人,头戴高帽,手持笏板,降于庭中,忽然变为一只老虎跃入南屋。”其时怀孕临产的王夫人正在南屋睡觉。戚景通刚想唤人去看望,待女却急忙来报王夫人生了一男孩,恰好王夫人这晚也做了一梦,见一红衣仙人从天而降,孩子生下后,室内华光五色,因此戚景通为其取名为“继光”。取此名可能还有一意,就是希望孩子长大继承父祖遗志,光大门庭。      


  倭寇是来自日本的以掠夺和抢劫为职业、有组织的海盗团伙。14世纪初期,日本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到1392年,北朝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统一了全国。因失败而失去军职的南朝武士流亡到海岛上,成为没有职业的“浪人”。他们勾结不法商人、破产农民,到我国沿海进行走私和抢劫,时人就叫他们为“倭寇”。倭寇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他们残害百姓,焚毁房屋,奸淫妇女,洗劫财物,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也使明王朝在这些地区的军事防务遭到严重破坏。而这时的明王朝,正值以严嵩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专权时期,政治腐败黑暗,土地兼并十分严重,人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化。这种情形正好为倭寇的大举侵扰造成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
  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是倭寇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嘉靖二年(1523年),倭寇骚扰宁波、绍兴,大肆焚掠,杀伤余姚居民近30人。明备倭都指挥使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1552年,倭寇勾结中国海盗魁首王直,徐海等,侵犯台州(今浙江临海),知县武伟战死,浙东形势也紧张起来。同年,一股倭寇甚至侵扰到山东沿海,在靖海卫(今文登南120里)登陆,但被击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又攻上海,指挥武尚文等战死,县城失陷,全城房屋被烧。另一股倭寇窜入浙江平湖、海盐一带,杀把总1人,指挥4人,百户1人,县丞1人,最后夺船出海,竟无人敢挡,嘉靖三十三年,一股倭寇犯如皋、扬州等地,一股倭寇犯海盐、嘉兴等地,明军战死溺死近2000人。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又犯乍浦(今浙江平湖县东南)、海宁、崇德、新市、乌镇等地,杭州城外血流成河。仅数年间,江浙吏民被倭寇杀害不下数十万。此时,明政府才意识到倭患的严重,开始重用御倭明将俞大猷、汤克宽、卢镗、戚继光等。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山东总督备倭,管理登州、文登、即墨3营24卫所,负责山东沿海备倭事宜。他到任后,看到沿海卫所的士兵仅及原额的一半,且多疲惫老弱,纪律松弛,号令不严,战守无备。他深知用这样的毫无纪律的骄将惰兵应敌,是很难取胜的。因此,一上任,他便从整顿纪律、训练士兵入手,全面治理军队,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严肃军纪,整饬风气,果断地处理了循私枉法案件。当时登州卫所有一些官勾结地方不法之徒,私设赌场,聚众滋事,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戚继光到任后,即令巡捕严厉查办,刹住了这股聚赌风气。其次是整顿卫所领导机构,撤换不称职的官员,提拔年轻有才干的人。先后提名栾煦、王泮等人为千户,负责赴京操备领班事宜。当他接到千户所官员马纲因患病不能任事的请求时,立即予以批准,亲自考察选择了在官兵中有威望的蒋经接替马纲的职务。对于少数玩忽职守的官员,他则毫不留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查处。先后处罚了登州卫听事吏刘希奉和违犯军纪的舅父张经杰。部下看到戚继光执法不徇私情,对他更加敬重。军队的纪律和风气有了明显转变,战斗力大为增强。三是在参与处理的一些地方民事和刑事案件中,能评察明断,秉公执法,反对刑讯逼供。这也是他获得百姓爱戴的原因之一。
  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任上,重点是负责沿海卫所官兵的军事训练、军屯及沿海防倭设施的兴建工作。他整顿卫所屯田,补充卫所缺员,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当地民兵,以代替客兵,提出以鲁人守鲁土,让民兵吃官粮。民兵除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外,平时进行军事训练,一遇敌情即可上阵,以减轻沿海卫所士兵的防御压力。
  在沿海防御设施建设上,戚继光投入了许多精力。他要求卫所在沿海30里设一铺(驿站),10里设一墩(烽火台),以加强各卫所联络,防备倭寇从海上偷袭。他在山东备倭署都指挥佥事任上两年多时间内,足迹遍及山东沿海。每到一个卫所,他都要仔细检查防倭设施,发现损坏的及时加以维修和扩建。对于卫所官兵在训练、生活、组织纪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两年多,成效显著。山东成为当时沿海各省防倭最为成功的地区。他的军事才能愈益为朝廷所重。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专门管理有关屯田的事务。他专心任事,励精图治,督造军事器械,成绩卓著。他以多方面的军事才能,深得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器重。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经胡宗宪推荐,他受命担任参将,驻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广大地区。
  参将的职责是平时负责挑选和训练士兵,有战事则率军作战。第一仗便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在浙江慈溪县(今慈溪市)龙山所的战斗。
  八月,倭寇800余人窜至慈溪,进掠龙山所。刚上任的戚继光闻讯驰往高家楼待敌。参将卢镗、副使许东望、王询、把总卢锜、游击尹秉衡等共率军万余御敌。但倭寇根据以往的经验,并未把明军看在眼里,在3个倭酋的带领下,分3路冲杀过来,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明军竟然抵挡不住,纷纷溃退。戚继光登上一块高石,张弓发箭,一连三箭,3个倭寇头目应声倒地。已经溃散的明军重新集合起来。3路倭寇群龙无首,被明军赶跑。
  九月,又一股倭寇来犯龙山所,浙江巡抚阮鹗亲督戚继光和俞大猷军迎敌,双方在龙山附近展开激战。官兵奋力杀敌,三战三捷。倭寇趁夜逃跑,明军追至缙云,双方又展开激战,明军又胜。但狡猾的倭寇逃到雁门岭后暗下埋伏。明军乘胜追击,进入敌人埋伏圈中,遭突袭后败阵而走,只有台州知府谭纶和戚继光率领的部队阵脚不乱,镇守待敌。倭寇见两支明军处变不惊,便不敢轻易来攻,于是向东退去,由乐清逃至海上。在这次战斗中,俞大猷、谭纶和戚继光3名抗倭英雄开始建立起真挚的友谊。
  在龙山所附近的两次战斗,使戚继光开始显露头角,也使他认清了明军的弱点:缺乏必要的训练,战斗中畏缩不前。鉴于此,他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起草了一篇《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正式向上司提出了自己的练兵建议。
  在这篇《公移》中,他具体分析了明军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具体办法:第一是设立兵营,第二是挑选士兵,第三是组织练兵。《公移》递上去了,上司却不予理睬。他并没有泄气,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二月再次提出练兵的建议,并作出“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的保证。当时的浙直总督胡宗宪并不重视,他不相信能练出戚继光所设想的那样的军队。因此直至冬季,才将曹天佑部下的3000士兵拨给戚继光训练。这样,戚继光带领这3000士兵,一边训练,一边作战。训练开始不久,就打响了围剿倭寇最大巢穴之一的岑港战役。
  岑港位于舟山岛的西部,地形极为复杂,易守难攻,因此倭寇长期以岑港为根据地,四出抢掠。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在胡宗宪的指挥下,各路兵马向岑港进发。戚继光率领本部由左路进攻。这场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倭寇居高临下,据险死守,双方死伤都很严重。不久,大批新倭又趁春汛赶来,声势很大。到了四月,战斗仍处于胶着状态。这时台州沿海又有大批倭寇登岸,胡宗宪命令戚继光驰援台州。下旬,戚继光遂督所部,从舟山渡海前往台州。不久,探马来报,倭寇已移至温州。戚继光又率部昼夜兼程,直奔温州。途中得到倭寇在盘石卫的乌牛一带大肆烧杀抢掠的消息,他便兵分三路,自率中路,猛扑乌牛山。自晨至午,五战五胜,倭寇四散奔逃。
  五月初,又有倭寇4000余人,乘船80余艘,屯泊于乌牛、绾头,四处抢掠。戚继光率军迎战,两创敌兵。不久,又有倭船40多艘,从龙湾方向驶来,欲图盘石,见明军雄威,转而屯泊在大崎山、黄华一带。随后,屯泊在乌牛、绾头的倭寇,组成百艘联舟,驶往海上抢劫。戚继光组织水陆两军追击倭寇。倭寇抵挡不住,乘小船仓皇奔逃,并以大福巷船掩护撤退。明军追击至小崎山下,戚继光张弓射倒倭船舵工,部下刘意又射死倭船橹手。敌船舵橹皆歇,只能在海上打转,倭寇手忙脚乱,明军趁势四面环击,放火烧船,所有大小倭船全被焚毁,倭寇被射死、溺死、烧死上千人,明军大获全胜。
  是年秋,戚继光又被调回岑港战场。岑港被围已半年多,一时仍难以攻下。朝廷以岑港久攻不克,将俞大猷、戚继光等革职留任,戴罪杀敌,并限一月之内必须攻取岑港。戚继光率众将士舍生忘死,奋勇冲杀,据守岑港的倭寇终于抵挡不住,放火烧寨,狼狈逃窜。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三百余犯宁波金墩,戚继光率军迎敌。松浦、鉴溪两役皆捷。值春夏之交,倭寇又大举进犯浙江沿海,数千倭寇在温州、台州两处登陆,警报频传。戚继光奉命率部从宁波出发,多次击败所遇之倭。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举摧毁了栅浦、桃渚、海游三个重要的倭寇巢穴。仅海门卫附近一战,即烧死、溺死倭寇一千多人。到六月下旬,侵扰台州、温州的倭寇大部被消灭,残余部分也被驱逐出海。戚继光从此神威大显,成为远近闻名的抗倭勇将。


  明朝在浙江抗倭战场上的士兵主要有两种,一是外省来的客兵,一是当地的浙兵。客兵有两广的狼兵、山东的箭手、湖广的漕卒、河南的毛兵以及川兵。这些外省兵因离浙江较远,待奉命开到前线,倭寇早已抢掠一阵出洋而去。等他们回到本省,倭寇又乘虚而返。留在浙江的客兵,享受优厚的待遇,却骄横异常,不受节制,甚至相互火并。老百姓曾气愤地说:“宁遇倭贼,不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本地的浙兵由于受贪官的盘剥,生活极端贫困,缺吃少穿,打起仗来,平时毫无训练,战无号令。这种情况使戚继光无比忧虑。
  戚继光上练兵之议后所得曹天佑部的3000士兵,经过一年半的训练,在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暴露了不少缺点,主要是军纪败坏、骄惰怯懦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战斗力和军民关系。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取得乌牛之捷,收兵记功时,一个士兵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报功。戚继光见这个被杀者双目怒睁,心中正在纳闷,另一个士兵看见此头,却放声大哭起来,连称这是他的弟弟,并不是倭寇。还有一个士兵竟然提着一个十五六岁无辜少年的头颅前来领赏。至于因强奸妇女、抢劫百姓而受处罚的士兵,就更多了。还令戚继光深为遗憾的是,这支部队虽经严格训练,但到了短兵相接时却往往胆怯畏缩。当时戚继光的士兵使用的是一种新武器,叫狼筅。由于士兵贪生怕死,临敌时竟将狼筅丢弃不用,结果不但不能刺敌,反而戳伤自己的兵马。
  面对这样一支军队,戚继光深感选练精兵的重要。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八月,他第三次提出练兵的建议,得到胡宗宪的同意。这次练兵是在罢去所部旧兵,全部招募新兵的基础上进行的。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义乌县有座八宝山,含有银矿,吸引了周围几个县的民众前来开采,也由此产生了矛盾,矿工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戚继光认为这里民风强悍,于是便向矿工宣传保家卫国的道理,不少矿工、农民纷纷参军。戚继光对应募的人严加挑选,择优录用。最后组成了一支以农民、矿工为主,加上一批精悍的地方民团组成的军队,共计约4000人。
  新军组成后,戚继光亲自组织训练,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是“严束伍”,即用严密的形式把队伍组织起来。以12人为1队,设队长1人;四队为1哨,设哨长1人;四哨为1官,置哨官统领;4官为1总,以把总率领。戚继光自将中军,统率全营。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又创造出鸳鸯阵法,这是他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根据严节制和齐力胜敌的军事思想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战斗组合。主要是将长短武器互相配合,发挥一支队伍的整体优势。士兵一入伍,便按鸳鸯阵中所定位置一一编好,不得随意错乱,违者严罚。这样,每个士兵、每队、每哨、每官、每总都有自己确定不移的位置,军容整肃,联成一气。其次是“教号令”,戚继光把军中各种金鼓、号炮、旗帜、锣钹、灯笼所代表的号令,向军官和士兵们详尽明确地交待,命令他们必须准确掌握,并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学习,要求每人都必须熟记,绝对服从。另外,他还采取赏罚分明、恩威并施的办法,让士兵做到从心里服从命令。他通过这些严明的号令指挥约束部队,无论驻营、行军、操练、出征,都能做到纪律严明,步调统一。再次是练武艺。他指挥部队练武有以下特点:一是要士兵学习防身杀敌的真本领;二是根据鸳鸯阵的不同需要,按照士兵的年龄、身材、体质、性格的不同特征,分别授以藤牌、狼筅、长枪、短刀等器械,加以训练,并特别强调战斗中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三是要求各级军官,甚至主将,必须都学武艺。
  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的言传身教,严格训练,短短几个月,就成了一支以一当百、军纪严明的劲旅。此后,各地官兵相继撤离浙境,戚继光这支部队成为浙江前线抗倭的主力。
  除步兵外,戚继光还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师。戚家军的水师舰主要有福船、海沧、艟3种。三船各有长短:福船高大,威力强,但只能在深海航行;海沧稍小,较灵活,但在外海威力不如福船;艟是用苍山船改制的,船体小,灵活。因此,戚继光强调三者要取长补短,配合作战。另外还配备开浪、网船两种小船,用做联络和侦察。
  嘉靖四十年(1516年)三月,戚继光督造的各类战船44艘竣工下水,加上原有战船,编制如下:福船两艘、海沧1艘、艟2艘,编为1哨,设哨官1人;二哨为1营,设领兵官1人。戚继光又将水师分为左、右、前、后、中5营,以右、后营守松门,前、左营守海门,各营平时以一部出洋,一部在港,中营兵舰四艘则守卫港口。规定在海上遇小股倭寇,各营可根据情况径自截杀。如遇倭寇势众,则各营并力夹攻。戚家军水师的练成,使浙江海防力量大大增强。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编写成一部重要军事著作——《纪效新书》。这部书是他多年来在浙江沿海抗击倭寇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和指导戚家军的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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