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如何走向“礼崩乐坏”的?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张昭军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1-16
摘要:数千年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礼教,在革命家笔下变成了野蛮和罪恶的代名词。

  步入近代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礼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天朝上国”的秩序分崩离析。另一方面,传统儒家礼教在近代也受到了新思潮的大扫荡,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新文化派,均把礼教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这篇文章中,张昭军老师向大家展示了近代中国传统“礼治”崩溃的全过程。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毫无疑问,礼含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养料。比如《礼记·礼运》篇所提出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今天读来,仍能强烈感受到一种理想的力量。

▲孙中山手写的《大同书》,内容摘自《礼记·礼运》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于现实,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礼记·大学》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本文拟从现实层面考察礼在近代的命运 ,希望为较全面地认识儒家文化有所助益。

  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是与儒家所建立的礼治秩序相统一的。 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与“国家”概念。“天下”观念是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念, “天下”就是中国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它以京和中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以朝贡体制为例,它在形态上呈同心圆之状,“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又可分为内藩和外藩。中国作为宗主国,与藩属国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大度和友好,中国统治者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尽可能给予朝贡者以赏赐,所以,各藩属国多是甘愿来华朝贡。而且,在藩属国处于危难之时,中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帮助。

  当然,华夷双方不是对等关系。儒家主张华夏中心主义,认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与周边的蛮、狄、夷、戎比较,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华夏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儒家文化中心主义,它维持天下秩序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礼。正如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所指出:“《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均以礼为标准。

  步入近代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礼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里试以地理学为例予以说明。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地理知识并不落后,但没有引起士大夫的足够重视。到清代中叶,这种状况无根本性改变。魏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他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华夷观念。他提出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具备“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因为,他“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提高自我、超越自我,而是为了“制夷”,仍是古代以夷攻夷的权宜之计。

  日本明治初年,日本著名学者重野安绎曾讥讽魏源说:“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目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井底之蛙耳!”他认为魏源所秉持的依旧是华夏中心观,而非现代意义的世界观。实际上,直到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士大夫的科学知识仍相当贫乏。

  1898年,皮嘉祐撰写了一首《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意在向国人传播近代地理常识。然这并不能为守旧士大夫所接受。大学者如叶德辉等人对《醒世歌》“中国并不在中央”的观点不以为然,引经据典,严辞驳斥。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否在中央,不单是地理方位问题,而是关乎华夷秩序。由此可见西学对中国人观念世界和文化秩序冲击的现状。

  然而,较之于思想观念,现实要残酷得多。西方人借助铁与火的威力,强行摧毁了中国人沿袭数千年的礼治秩序。清代疆域形势变迁图,直观地展现了华夷秩序的解体过程。清鼎盛之时,藩属国东有朝鲜、琉球,南有安南、南掌、暹罗、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哲孟雄、不丹,西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等等,达数十个之多。晚清几十年间,他们相继落入列强之手,维系上千年的朝贡体系随之瓦解。

  即便治内之地,清廷也无法做主,任人宰割。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通过侵略战争及不平等条约,蚕食鲸吞,至少割走33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列强还通过强占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手段,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而且,京师两次陷落于西方列强手中。到清末,天下已不再是中国人的天下,甚至连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资格也没有了。

  ▲19世纪列强侵犯中国的势力范围示意图

  1900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朝的太后携天子仓皇出逃。八国联军不仅在天朝的首善之区烧杀抢掠,而且公然在紫禁城阅兵扬威,联军头目还放肆地坐在天子的龙椅上留影。乾隆帝接受大英使臣马戛尔尼的跪拜礼仿佛就在眼前。前后对比,形如隔世!

  慈禧所面对的局面可谓天崩地裂。素有“礼义之邦”之称的中国,被对方视作未开化的野蛮国家。从此,历史上的华夷文野之分失去合法性,以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和意义世界分崩离析。

  礼的秩序崩溃也带来了礼教的衰败。 顾名思义,礼教即以礼为教,其内容因应时代而有所调整。孔子主张扩大受教范围,把周礼运用到庶民阶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还提出“正名”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化伦理教育。汉代尊崇儒术,明确提出三纲五常说,礼教走上细密化和程式化。宋代以降,纲常名教与程朱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礼教之风大为流行。清末有人甚至称:“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可以说,从孩提时代的《童子礼》《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到身后的牌坊、碑传,均是礼教的体现物。

  以礼为教,彬彬有礼,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然而物极必反,明清时期,礼教走上了极端,扭曲了人性,呈现出严重的病态。步入近代后,这种状况并无多少改善。

  礼教病态之一:单向化。 从本源上说,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对双方都有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是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欺压工具,造成了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即便英君、名儒也不例外。康熙帝以“尊儒重道”著称,重视纲常教化,但他所看中的仅仅是臣下的忠诚。

  曾国藩被尊为“一代儒宗”,他所理解的纲常也是单向化的。他教导长子纪泽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从上到下,他们普遍把三纲上升为最高道德原则,强调的仅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

  礼教病态之二:愚民化。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对于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说,礼教代表了人生的意义,寄托了人生的信仰。他们甘愿为名教而献身,他们去世后,又进而成为他人宣传的教材和学习的榜样。近代社会动荡、战祸频仍,甘为名教殉身者数目惊人。

  仅同治二年七月,安徽六安获准旌恤入祀的殉身绅、民、妇女就达1 887名,山东莱州则有3 282名。据《徐州府志》记载,从清初至同治年间,夫亡守节者达4 151人,遇变捐躯者1 381人,夫亡身殉者918人,未嫁殉烈守贞者146人。入清以后,安徽桐城节烈妇女增长速度惊人。该县烈女祠在明代祀有93人,至道光中叶,所祀妇女已达2 774人。

  福建福州一带,“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先日于众集处,搭高台,悬素帛,临时设祭,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缢尽,乃以鼓吹迎尸殓归。女或不愿,家人皆诟詈羞辱之,甚有鞭挞使从者”。此类记载在史书中不胜枚举。

  可以说,至晚清,礼教已陷入了严重病态。病态不是礼教的发展,而是礼教的败落。败落的礼教是中国文化的负担,是中国文化腐朽、落后、愚昧的象征。另一方面,礼教又受到了新思潮的大扫荡。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新文化派,均把礼教作为重点批判对象。

▲谭嗣同《仁学》

  维新派首举义旗,向礼教发起了猛攻。 他们把礼教比作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桎梏”“囹圄”和“网罗”。康有为从个性解放出发,控诉礼教压制人性:“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隶,恣其凌暴。在为君、为夫则乐矣,其如为臣民为妻孥者何!”谭嗣同所著《仁学》明确提出要“冲决网罗”,认为礼教并不是神圣永恒的“天理”,而是君桎臣、官轭民、父压子、夫困妻的工具。

  革命派对礼教的批判又前进了一步 ,认为礼教是野蛮时代的象征物。他们说:礼者,“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他们指出礼教乃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渊薮,养成了中国人的奴隶性:“重礼则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仆仆而惟上命是听,任如何非礼,如何非法,而下不得不屈从之。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是重礼者之代表也。卑屈服从之奴性,呜呼极矣!”数千年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礼教,在革命家笔下变成了野蛮和罪恶的代名词。

  新文化派把礼教与吃人联系在一起,抨击力度空前。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中发挥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他们把吃人和礼教画了等号,彻底改变了礼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近百年中,反礼教运动愈演愈烈,以至于“礼教”变成了上上下下口诛笔伐的贬义词。

  节选自《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0期,第102-104页。原文为张昭军:《论礼的近代命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第6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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