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余治平 人气: 发布时间:2015-05-13
摘要:

    孔孟之乡网讯 由衡水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近日董子故里——河北省衡水召开。来自海内外的5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关于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董仲舒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王充《论衡》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超奇》),揭示了董仲舒思想对于汉代乃至儒学思想史的地位。

    关于董仲舒之于儒学的转折及其思想的创造性,有学者指出,他援引阴阳家、五行学、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黄老之学而入儒,借助外道而不离本宗,独立构建出富有活力的思想体系,其理论视野、学术胸襟,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转换技巧,都值得当代哲学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取法和借鉴。孔子之后,还没有哪一位儒学思想家能够像董仲舒这样提出那么多对中华民族灵魂塑造起到构成性作用的观点和理念。诸如“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任德而不任刑”“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屈君伸天”“终始转移”之类的主张,都已融入了无数代中国人的公共话语系统。

    关于董学研究的方法路数,目前有两大脉络,一条是走传统经学的路径,多关注董仲舒对春秋公羊学的继承与发挥以及董子春秋学的后世传续,强调不能对董学作宰割性的分解和剖析而应该做原生态性的研究,不能跳出经学脉络去任意发挥董仲舒思想的意义,所以本次论坛许多论文都聚焦于董子公羊学的义理、法统与属辞比事以及董子著述的文本、董子的生卒年份梳理与考辨。而另一条重要脉络则完全走纯粹学理化的路线,青睐于董仲舒思想的深刻精髓,不满足于对命题作粗线条的定性交代、不明就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泛泛言说或经学系统里现存的意义框架,而试图弄清董仲舒之所以提出一个思想命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原因,进而阐发出董仲舒思想更悠远深邃的意义,努力为董仲舒思想在哲学学科和形上领域里占领一块本该属于它的高地。讨论中,有学者强调,这两条脉络应该是一种并存、互补的关系,历史叙事与哲学叙事应发挥各自所长,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打架、彼此攻陷。

    有学者强调,当代儒学研究要继承和发扬董子的批判精神。董仲舒政治思想中有两大武器,一是祥瑞说,为王权寻找合法性根据;一是灾异谴告说,则为了遏制王权的无限膨胀。有学者研究董子“限民名田塞并兼”“天不重与”“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的思想,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弥合官民对立、“调均”社会资源分配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是人类社会所赖以存在和进步的最基本规范,最初虽为儒家所概括、提炼和倡导,但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丰富、充实与内化已经超越地域界限与宗教派别而演绎为中国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获得了广泛认同,几乎渗透进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时代在变,五常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断损益,但其功能与作用始终可以维持一个社会良性运转,古今不易,中外无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便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对于“三纲”,大家则有明显分歧,守之,弃之,调和之,皆有其人。守之者以为,应该区分汉儒与宋儒的立场;臣、妻、子对君、夫、父的遵从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后者都符合道义、职责与伦理的要求;“纲”是秩序、法度,不等于“绝对服从”;“君为臣纲”可以被诠释为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秩序是普适的,古今中西概无例外。而弃之者则多坚持“糟粕论”,完全是历史垃圾;肯定其历史作用,其在今天的价值则在于是批判的靶子;“三纲”严重忽略了权利概念,在现代民主社会行不通。也有学者主张予以积极改造,推出“新三纲”,两者互为其纲,以仁道为准,淡化社会角色,谁有理就遵从谁。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生态学思想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有论者指出,“经义断狱”或“《春秋》决狱”,根据圣人言论解释律法文本、判处案例,酌情量刑,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的历程,经董仲舒的提倡和发明,盛行于武帝时代,汉后各朝都有运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宗于儒、明于律并富有司法实践经验的律学家。有学者强调《春秋繁露》中《度制》篇的重要性,它要求用“度”来引导和限制人类欲望,而“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董子的“天人感应”“五行生克”“天人合一”观念要求人类对自然应该拥有敬畏之心,而不是无度开发、肆意破坏,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

    与会专家学者总结了近百年来董学研究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一致表示,乱世百家起,治世儒家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的儒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董学界也将倍加珍惜当下儒学复兴的难得机遇,重建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关联,开拓视野,兼收并蓄,为董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积极推进董学研究的升温加热,努力使董子研究再上新台阶,用崭新的学术成果和理论贡献夯实“中国梦”的民族文化根基。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由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捐资铸造的“董子圣像”落成典礼和旨在构筑董学研究与传播核心平台、培养董学研究后继人才的海内外第一家“董子学院”的揭牌仪式。此外专家、学者们还考察了位于枣强县王常乡旧县村的董子祠和位于景县广川镇的“董子文化园”,与当地领导和文化界进行了交流、沟通,对衡水的董仲舒文化产业规划与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 

详细报道:

董子圣像落成典礼暨“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衡水学院举行

魏彦红

    2015年4月15日、16日,董仲舒圣像落成典礼暨“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河北衡水举办。此次论坛由《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筹备与主导,与衡水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共同举办。15日上午,学术论坛开幕式在衡水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衡水学院党委书记、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教授主持。教育部社科司田敬诚处长、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先生和衡水学院院长王守忠教授分别致辞。之后由三位著名哲学家做学术主旨演讲,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董金裕先生,他们演讲的题目分别是《应该如何对董学定性与评价》、《董仲舒政治管理哲学的形上基础及其现代诠释》和《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现代意义》。
    15日上午,在衡水学院董子园更化广场进行了隆重的董子圣像落成大典暨“董子学院”揭牌仪式。董子圣像捐赠者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博士及汤甄得萍副院长等孔教学院一行也亲莅典礼现场。典礼由衡水学院副院长宋庆喜主持,来自海内外的董学研究专家60余人参加了盛典活动。衡水市副市长杨新丽女士、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社团联席会秘书长兼浙江省儒学会执行会长吴光教授、韩国东亚人文学会洪瑀钦理事长、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柳河东先生、河北儒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士涛先生、学者代表安徽大学资深教授钱耕森先生、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教授和衡水学院王守忠院长分别致辞。
    汤恩佳院长在致辞中讲到,捐赠董子圣像的目的,就是要让师生们可以时时瞻仰先贤大儒,牢记先贤大儒的敎诲,进而培养热爱祖国、热爱儒家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感,遵奉中华传统为人处世的道德伦理,弘大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汤恩佳院长和杨新丽副市长共同为圣像揭幕。随后由汤恩佳先生和周桂钿先生为董子学院揭牌。衡水学院学生表演精彩的汉乐舞蹈,近千名学生代表在董子圣像前集体朗诵了董子圣言。
    15日下午及16日上午,在衡水迎宾馆枣强厅和景州厅举行了6场董仲舒思想学术研讨会。参加学术研讨的30多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提交论文38篇,代表了当今董仲舒思想研究领域最高的学术水准。衡水学院的师生代表也旁听了学术研讨会,并和与会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交流,会议的气氛庄重而热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董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他们展示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董学研究的前景和方法分别阐述的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会议论文将在《衡水学院学报》“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上陆续登载,并出版论文集《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四辑(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专辑)。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董仲舒国际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高端论坛。参与会议的学者不仅有董仲舒研究中成就卓著的老专家,还有不少最近在董仲舒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会议提交的多篇颇有功力的学术论文,从经学、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精深辨析,不少论文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包括出土文物、国外文献的各种资料,在董仲舒研究的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达到了对董仲舒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现实意义的更加准确的崭新认识,为今后董仲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成果。这次会议揭牌成立的董子学院,是国内外第一个专门董仲舒研究的学术机构,这对团结国内外董学的学者,推动董学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衡水学院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董学研究的高地。
    于此同时,召开了《衡水学院学报》“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建设研讨会。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孔教学院副院长汤甄得萍女士和汤院长助理罗辑先生等一行,教育部社科司田敬诚处长,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蒋重跃教授,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新华文摘》副总编王善超先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原主编潘国琪教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龙协涛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主编刘传红博士等报刊界的知名专家莅临研讨会。与会领导及专家对该专栏均给与极高的评价并对专栏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汤恩佳先生在参加专栏研讨会时表示要大力支持“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建设并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与会专家认为,《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开辟了“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董学研究论文,成为《学报》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国内外董学研究界和学术期刊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董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董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董子学院的成立,更会使衡水学院成为国内外的董学研究中心。
    16日下午,与会的专家学者参观了景县广川董圣殿和枣强后旧县董子祠。
 
    附: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学术观点摘录:

    汤恩佳:(香港孔教学院院长、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我国教育自当继承华夏固有之学统与精神,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教育系统,不必一一照搬西方教育的理念与形式。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我国国防力量及工商经济已十分强大,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可以说,国家在硬实力方面已在世界前列位置。但是,国家在宗教文化软实力方面还是相对薄弱,未能与硬实力同时发展。因此,我认为国家必需加强儒、释、道三教的发展,特别是加强对儒教方面的支持,恢复孔教原有的宗教地位,使之与外教竞争,让孔子儒家思想在宗教文化教育方面普及化,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董仲舒治公羊学,根据他的理解深刻的回答了武帝的天人三问,迎合了武帝的心向,成为历史权力与理念方法结合形成的政治管理哲学。董仲舒的思考源头在孔子儒学传统中有三个:一是诗书中的天命与天道说,二是论语中的政刑与德礼的对比与并用,三是公羊传中的大一统之说。在儒学之外的学派影响董仲舒的一是墨子的天志,二是邹衍的五行相生相克之学,三是法家的法、术与势的思想。从整合这六项思想传统来说,董仲舒当然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整合先秦思想的哲学家,固然他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系统,但其重要性更在其结合政治权力提出了有效可行的政治管理方法与原则。
    董金裕:(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先秦时代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宗师,虽然怀抱极大的理想与热诚,想要得君行道,但终其一生,仍未能实现。直到两汉初期,董仲舒在获得汉武帝的信任之后,将其所主张者化为实际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并且获得部分实现,功绩十分值得肯定。但是为了迎合帝王及时代风潮,不得不揉合百家,并以阴阳家之说作为推论方式,将儒者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性,转换为具有权威性格的天,从而被统治者假借运用,难免也遭致批评。然而从儒者之目标乃在于由内圣以达外王的角度来看,如非董仲舒的极力推崇儒家,儒家是否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导的地位,并因而使儒家向来所主张的仁义之道,以及“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民方式,得以在历史上实现,则十分难以断言。
    邓红:(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哲学博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在日本被概括为“儒教国教化”。日本学界对“儒教国教化”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通说派”,一派是“反通说派”。这样各说各的争论为似是而非的“虚拟争论”。造成这样的“虚拟争论“的原因,首先在于每一个学者使用的“儒○○○化”概念是不一样的。其次,即便使用的词相同,内涵和外延也相去甚远。概念名词的变化必然带来内容和时期的差异,产生外延和内涵的不同,当然会引起争论,但这样的争论只是一种虚拟争论,并不针锋相对。两派在“儒教国教化”的时间问题上其实也是不存在争执的,一派说的是开始时间,一派说的是完成时间。所以,“儒教国教化”本身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是混乱的源泉,应废除“儒教国教化”或类似于“儒○○○化”这一类的概念。在中国,同样也应该取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述的不科学的概念。
    钱耕森:(安徽大学资深教授、东亚人文学会顾问)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重要建议。这具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影响深远,主要是:“为往圣继绝学”,使孔孟所开创的儒学复活;更使儒家直线上升到 “独尊”的地位,使儒学经学化;使儒学在我国此后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正统的主导地位;使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历了佛道两教、欧风西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等的巨大的冲击,发展为“宋明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以及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使儒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与孔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之一,大力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作出新贡献;使孔子与老子成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大力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对建设全人类的新文化可作出新贡献。董仲舒的功绩与贡献,足以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董仲舒与汉儒,当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
    李存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秦汉间的大变局中与时俱进,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常道”,如崇尚道德、仁爱精神、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等,同时也有所“损益”,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汉承秦制”的整合。这为我们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使其与当代社会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和创新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余治平:(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博士、博士后,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春秋繁露》对《春秋》属辞比事的概括、总结和评议,大多分布于其前六篇,即《楚庄王第一》、《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王道第六》,而这六篇里又以前三篇最为集中。这六篇在《春秋繁露》八十二篇中,编排很靠前,属于诠解《春秋》的文字,写作风格与后半部迥然有异,为董仲舒本人所亲撰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便成为研究董仲舒《春秋》辞法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基础。离开董子。后人对于《春秋》之辞则几乎不得其门而入。
    吴光(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会执行会长):董仲舒在西汉王朝统治思想从尊道向尊儒转型中起到关键性历史作用。他的“德主刑辅”王道论包括“改制更化”的政治改革思想、“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战略、“人性三分”的人性论和“民性待教而为善”的道德教化论。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王道论,是一种以“春秋公羊学”形态出现的“政治经学”,它不仅决定着汉魏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而且给予古文经学的政治伦理哲学以重要影响,这便是董氏政治经学的历史性贡献。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图书馆馆长):董仲舒在整个汉代儒学理论建设上拥有特殊地位,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作为一代儒宗,董仲舒始终保持创新的意识,努力突破儒学本身的局限性,走出一条儒学的更新与发展的新路;董仲舒没有改变儒学开放性的旨趣,而且在他自己的理论建构中切实践履了兼容并取、海涵包纳百家之长的儒学精神;董仲舒的政治儒学洋溢着经世意识,充沛着入世精神。董学的这些特征,使其富有活力并开创两汉儒学新格局,其文化超越性在今天仍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黄开国:(四川师大教授)董仲舒是西汉最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大师,但董仲舒有无王鲁说,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董仲舒讲孔子改制著《春秋》,《春秋》新王为黑统,黜夏、新周、故宋而论,就已经蕴含王鲁说,而且董仲舒确有王鲁说,肯定孔子缘鲁以言王义,并通过三世异辞说来发明。
    金春峰:(人民出版社,台湾佛光大学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需要重视:第一,今古文经学的问题,这是汉代学术与思想史研究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加以澄清,有利于学术的进步。汉代经学的核心是哲学,也即由董仲舒开创的经学哲学,而它是汉代所有经学学者共同的哲学思想。第二,如何理解“董仲舒首推阴阳,为儒者宗”这句话?董仲舒以前,“阴阳”“五行”两大系统并未内在统一。天道运行图式是董仲舒首先提出,并赋予这个图式以“目的论”的哲学意义,并以之论证人的福祉是阴阳五行如此运转的目的所在,从而使图式成为论证“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学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第三,几种解释范式的评析。阐释董仲舒思想的有哲学、经学两种大的范式。没有董子经学提供的政治与政策指导,汉代不可能长治久安。鄙视、蔑视、肆意贬抑、抹黑的种种说法,是反历史主义的,反科学的。
    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泰山学者)董仲舒从气学高度证明善与仁之源起和正当性,其论证方式和观点别具一格。董仲舒从阴阳气论高度论证善之缘起与仁观念存在之正当性,儒家仁学由此又跃上了一座新的形而上“山峰”。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天并非其最高范畴,能代表董仲舒思想“最顶层设计”的哲学范畴是“气”。气是类似于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公设”,是其思想体系框架的“拱心石”。仁在普遍的人性中是无条件的命令,无条件意味着自由,仁是儒家自由意志视域中的自由。
    李祥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博士)秦汉统一帝国的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新格局,由此带来的君臣关系新变化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君臣地位问题上,董仲舒继承传统儒学“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又主张天人感应下的君主“勉强行道”以维护天命不改,他还进一步把君臣关系本身作为一个永恒性原则确定下来。在君臣之间的相互对待关系上,董仲舒的观点折中于差异与等级之间。在君道、臣道问题上,董仲舒立足儒学又吸收法家、黄老之学的思想营养,提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政治统治方式。
    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董仲舒是西汉儒学宗师、今文经学大家,其学术思想对于汉代社会与学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董仲舒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班固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他清楚地认识到董仲舒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历史地位。与司马迁《史记》将董仲舒置于类传之中的做法不同,《汉书》为董仲舒做了专传,以此凸显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与地位。具体到董仲舒思想之于班固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班固天人观念的影响;其二,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对于班固礼法观的影响;其三,董仲舒的大一统说对于班固大一统观的影响。
    金周昌:(韩国檀国大学教授,博导)董仲舒的思维是辩证的。他的思维结构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似,但哲学逻辑性更强。他尽量用自然科学因素来证明自己的论据。董氏认为,阴阳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相互转变。但阴阳的结构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这完全是辩证思维。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是正的一面,灾异说是负的一面。政治和思想的理想,如果没有负面的作用,是很难实现的。这是一种辩证思维。董仲舒把天和人之间彻底分开,因而可称为二重结构固着化的思想家,因此固定了两种阶级及男女贵贱等,违反了平等观念的原则,也出现了人权的问题。但这不全是由他引起的。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意识。
    柳河东:(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山西当代儒学会会长)董仲舒因应汉武时代变化,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诸家之长,构建起新的学术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学。他发挥《春秋》微言大意,通过“天人三策”,将儒家思想成功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开创了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余年的“大一统”基本政治格局与礼乐刑政制度。他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中是上承先秦孔孟之道,下启隋唐文中子之道、宋朝程朱之道的历程碑式人物,为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不可缺位的旗帜性人物。他一生做到了立功、立言、立德,可谓“三不朽”。他是一位智者、仁者、勇者,用其一生精彩地诠释了儒家的“三达德”。他所树立的大儒人格、伟大精神和圣贤气象,为历代学人、志士所钦敬、所追慕、所效仿,成为后儒演绎不尽,汲溉不竭的丰厚精神财富。
    吴锋:(扬州大学教授,博士)在西汉统治的过程中一直围绕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始终追寻“致治”和“长治”的思路,统治者希望学者能够总结古代中国君主统治的经验理性政治模式,将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教训上升为理论,形成合理的君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政治方针,为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提供理性指导和理论依据。这个艰巨的时代课题正是由董仲舒来完成的。
    秦进才:(河北师大教授,博导,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兼并,尤其是土地兼并,是两汉以来重要的社会现象。董仲舒创造性地揭示了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三者紧密相连的奥秘,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开启了中国限田思想与实践的先河。其思想汉武帝时代未曾实施,但深刻影响了汉哀帝时的限田限奴议、王莽改制中的王田制,转化成政策法令,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土地兼并现象仍然存在,董仲舒限民名田塞并兼思想,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在北魏、北齐、隋唐的均田制中付诸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以来,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导致了赋税征收形式的改变,仍然有些学者、官员以董仲舒限民名田塞并兼思想为武器,讨论限田思想,提出限田方案等。时至今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塞并兼思想,仍然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
    刘国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博士)董仲舒是一位思想的觉醒者,对西汉早期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承担精神。《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直接影响了武帝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天人三策》把文化建设和政治改革紧密结合,积极主张汉家要实行儒家的德治政治,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行政的根据。董仲舒在崇儒中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上。他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这一方面使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冲破大传统的藩篱而在小传统中广泛地传播;另一方面也加强执政者实行儒家之道无可推卸的责任感。《五经》是古代文化长时期的积累和总结,代表了古代文化传统的知识和价值。
    常会营:(北京孔庙及国子监博物馆研究员,博士)天命观问题是历代中国哲人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在不同时代,天命观又存在着重大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中有关天命的文本分析,比较董仲舒与朱熹天命观之不同,并进而揭示汉学与宋学对于天命的不同理解。《论语集解》受汉代天人关系说特别是董仲舒三统说的影响,其关注的是三统说起源发展的历史,关注的是朝代和国家兴旺更替的根本原因以及改正朔、易服色的具体内容。朱熹接续和发展子思、孟子及二程“诚”的思想,用其精深的理学本体论来解天命,其天命或天道也即子思、孟子的“诚”,或者如程子所言的“忠恕之道”的“忠”,认为它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这体现了宋学和汉学在天命观上的巨大差异。
    李顺成:(河北献县献王集团文化公司总经理、秦汉史研究专家)董仲舒对“善恶兼有”论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性三品说”,董仲舒只所以甘冒如此风险而提出性三品说,完全是为了那个“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又否定了教育的作用。使之融入他的新发明“天人感应论”,与他与法家共处的愿望相关。河间献王刘德比董仲舒小十多岁,二人互为师友。不同的是刘德是古文经派的旗手。刘德尊重学术的尊严,采取实事求事的治学态度,对先秦的人性说和董仲舒的人性论,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提出了“人性本静,感而后动”的性静论,这才真正确定了中国传统中的“人性论”,以致派生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辩证唯物人性观点。
    王宏海:(三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所谓“文化专制”的内涵源于清末明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汉书•董仲舒传》证明了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创新儒学是历史必然,董仲舒儒学的影响表明了儒学、儒者政治地位的提升和超越。在这个过程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是儒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主要途径;其他诸子逐渐失去了入仕途的优势。这个过程是由汉到明清逐步加强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官方主流话语的深刻影响。今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研究表现出现代学科专业化的学术技术路径依赖,人们能够从多元文化比较中获得该主题的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从文化情境论看,可以较好认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媒体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超越所谓历史人物评价的“对错”二元论。
    吴龙灿:(宜宾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与孔子和儒家的境遇直接相关,董仲舒哲学在近百年来遭遇了巨大的误解和批判,故有必要反思百年来董仲舒哲学研究历程,以拨乱反正,更好地传承转化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董仲舒的研究也称董子学,主要有董仲舒著作的古籍整理研究、经学角度的董仲舒研究、各种分学科角度的董仲舒学说研究和董仲舒哲学研究。清民之际因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因儒家传统成反思和批判的成为热点,而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的变迁。
    臧明:(邢台学院副教授,博士)西汉中期之后,外戚王氏擅政,刘氏政权岌岌可危。作为汉室宗亲的刘向,为了打击王氏,匡正君王的得失,缓和社会矛盾,其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先秦诸家之典籍,并吸收了阴阳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进而结合西汉时期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构建起了极具时代特色的“灾异学说”。刘氏的灾异思想虽充满了怪诞色彩,但刘向最终将其运用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体现出了重民与治世二者兼采的思想特质。
    牛秋实:(许昌学院教授,博士,博士后)历史学家认为汉初实行的是黄老无为的思想,但从贾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脉络一直寻觅到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和政策,发现汉初思想的继承性非常明显。贾谊、董仲舒则主要鉴于秦亡的教训,都主张使用儒家的仁政来调和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就造成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王刚:(江西师大教授,博士)董仲舒有“《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述,它是理解董氏《春秋》学及董学思想的一把钥匙,研究者应对此给予特别的重视。“《春秋》无达辞”不是董仲舒的个人创造,它来自于《公羊传》的最初定型时期。董仲舒不仅通过“文约而法明”,坚持了用“辞”中的简约性,更重要的是,在“达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孔子的“辞论”。在“《春秋》无达辞”背后,一方面既有着儒学及经学的知识源泉,董氏由“旧义”开出“新说”。另一方面,又在时代要求下,潜在地加上了自己的新内容。
    周春兰:(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主任、博士)汉代是确立了儒家价值观为主导性价值观并开始了儒家价值观大众化探索与实践的历史时期。汉代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为儒家价值观大众化做好了理论准备,主要表现在:为儒家价值观建立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使其获得了大众化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为儒家价值观赋予了新内涵并进行了大众化的阐释;提炼了儒家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开始了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实践,主要表现在:皇室“以孝治天下”,率先垂范践行儒家价值观;初步建立了官学体系,开辟了儒家价值观教育和研究的专门渠道;循吏作为儒家价值观的教化官,成绩有目共睹;三老教化以及表彰践行儒家价值观的各类模范等。但这只是良好的开端,未实现儒家价值观在基层民众中的普及,且随着汉代的终结,儒家价值观大众化陷入持续低迷。究其原因,主要有:儒家价值观的形上基础不够缜密和牢固,学校教育不能普及基层民众,“汉型家庭”形态在儒家价值观大众化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缺乏儒家价值观落实的法规保障等。实现儒家价值观的大众化,需要逐步克服上述问题,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聂春华:(广西师大教授,博士)从董仲舒的思想出发,可知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汉代美学思想的骨干。受阴阳五行关联性思维的影响,汉代思想形成了宗教、伦理和哲学相结合的混融境界,汉代美学思想须从这种混融境界去理解和体悟;作为阴阳五行系统基本质料的气,为汉代人开辟了一种仰观俯察、吞吐宇宙的流动、有序和系统的大美境界;阴阳五行系统的五行之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成为理解汉代人丰富而有序的审美意象的隐喻原型;阴阳五行系统的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点也塑造了汉代人既新奇炽烈又浅尝辄止、既循环无穷又保守自足、既讲究视角流动又追求秩序规范的奇特的审美心理。
    韩进军:(河北大学教授,博士)董仲舒基于对秦政治的反思和汉社会的研判,将王道与霸道相融合而形成了他全新的以王道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其目的直指国家的安宁强盛与中央集权。董仲舒的“王道”既是各种社会现象或政治行为的方式、方法或路径,也是应遵循的法则,还是社会政治运行的理想形态,或者说是通往理想社会之路。
    梅良勇:(江苏师范大学教授)董仲舒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如“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说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所有种族,所有民族以及所有政治团体的共同的敌人”趋势中,来挖掘董仲舒的生态观,对我们反思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怎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如何建立正确的生态观具有一定的意义。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博士后)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董子应该是继孔子之后,在朱子之前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儒家人物。可惜的是,尽管近年来董学研究开始呈现突飞猛进态势,但总体而言,现代学者对于董子的研究(汉代儒学)兴趣远不如对孔子(先秦儒学)、朱子(宋明儒学)的研究,成果上也明显弱于孔子(先秦儒学)、朱子(宋明儒学)研究。应该说,这是与董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在现代学术界的董子研究中,侯外庐先生与徐复观先生之研究则具有范式作用。侯外庐等在上世纪40年代末撰写,50年代修订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董仲舒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研究,将董子定义为“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创造人”,将其思想体系楷定为“中世纪神学正宗思想”,这一看法大体上为后来的中国大陆学者所接受。此后任继愈、冯友兰、钟肇鹏、金春峰、张岂之、周桂钿(早期)等先生对董仲舒的认识,基本上都沿袭了侯外庐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其中有些论述体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身在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其思想史研究包括董子研究与大陆学者有不同的理论视域,代表了另外一种研究范式。随着上世纪80年代台湾学术著作传入大陆,徐复观的汉代思想史研究包括董子研究,对大陆学者产生了影响。
    王传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在董仲舒的视域中,自然万物之所以和谐而井然有序皆因有“数”,继而他从“数”出发将“天数”推衍到社会、政治与人伦领域之中,并以数数比类的论式指出社会、政治与人伦领域中也存在着“数”。同时,董仲舒以“一”为原点、以由“一”而衍为逻辑理路系统地建构了独特的“数字诠释学”——以数字诠释经典,以数字诠释人体,以数字诠释伦常,以数字诠释政治,以数字诠释天地,以数字诠释存在;由此,董仲舒为先秦传统儒学在汉代哲学建构中的凸显增添了一抹亮色。
    唐明贵:(聊城大学教授,博士,博士后)董仲舒是儒学大师,非常重视儒学的教育与传播。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他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例如,“贵微重始”、“修身审己”、“强勉行道”、“显德以示民”等,这些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李峻岭:(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交流与研究中心,博士,博士后)荀子一反孔孟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弱化“天人合一”思想中天的神性,突出人的地位,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出一套天人感性论,其根本意图是为了证明人最为天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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